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如果说，理解是对原文的接受，那么，解释就是对原文的一种阐发。在这个意义上，译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即读者，又是原文的阐释者即再创作者。 传统的解释学（Hermeneutics），从古希腊的解释学，中世纪的“释义学”和“文献学”，直至近代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Dilthey）的哲学解释学， 都贯穿着一个明显的客观主义精神，从而强调接受者应该努力把握“文本”的原意，把握创作该文本的作者的“本意”，这一精神与传统的翻译要领也是一致的。 进入20世纪以后，以海德格尔（Heidegger）、伽达默尔（Gadamer）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解释学一反传统解释学的理论，宣称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的寻求也是徒劳的。他们认为，当作者创造出了一件作品（文本）以后，这件作品（文本）就是一个脱离了作者的自足的存在。因此，阐释者不必去与作者认同，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探究文本所关注的问题上。 但是在当代美国解释学理论家赫施（E.D.Hirsch）看来，唯一能决定本文含义的只有创造该本文的作者，他说：“一件本文只能复现某个陈述者或作者的言语，或者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含义能离开它的创造者而存在。”（注：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269页。）他更直截了当地指出， “本文含义就是作者意指含义。” 鉴于翻译与理解、解释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解释学的上述新理论观念以及60年代当代美国解释学理论家赫施等人针对伽达默尔的论点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传统翻译观念的崭新“视域”。 一、对作者“本意”的质疑 在翻译时，译者面对的是原文文本，但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原文所包含的“意思”。古往今来，大凡严肃的翻译家，他们总是把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里所说的“意思”，在许多情况下，就是指隐藏在原文文本背后的作者的“本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殚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原文作者的本意是译作的根本。译者一边读着原文，一边总是在想：“这句（段）话作者想表达什么意思呢？”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场对话——译者通过原文文本与原文作者对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译者是没有机会与原文作者直接对话的，因此译者通过原文所进行的这场“对话”实质上是一场单向对话，译者对原文作者“本意”求索的结果正确与否，通常是无法得到原文作者的亲自鉴定或认可的，像法译本《浮士德》竟能得到原作者歌德本人的赞叹，并被认为“比德文本原文还要好”，这可说是古今中外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佳事。 在翻译中，译者追寻作者的本意，并把作者的本意视作译作根本，这个在传统翻译观念中原本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却由于现代解释学理论的某些观念而受到冲击、甚至产生动摇，因为现代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宣称，作者的本意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作者本意的寻求也就是徒劳的了，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从现代解释学理论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一番新的审视。 现代解释学理论的出发点并不是针对翻译而来的，它主要是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阐释和研究。鉴于艺术作品的研究者对作品所进行的分析和阐释在许多层面上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解读和表达之间存在着颇多相通之处，因此，现代解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众所周知，任何翻译都是从对原文的理解开始的，而解释学理论正是在理解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翻译研究者重视的观点。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个我们卷入其中却不能支配它的事件；它是一件落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解释学的理解既包含了我们突然遭遇的陌生的世界，又包含了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熟悉的世界。”（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转引自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7页。）把这段话用于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可以说是再确切不过的了：有哪一个译者不是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去着手理解他所翻译的原文文本的呢？又有哪一个译者在翻译时不是一边置身于一个“熟悉的世界”，一边又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的呢？ 传统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多要求我们的翻译家克服自身因素（包括历史、心理、社会等因素）的局限，抛弃自己熟悉的信仰和期望，抛弃自己熟悉的世界，进入原文文本那个“陌生的世界”，把自己设想成是原文文本的作者，并且进而设想原文作者在进入译文这个“陌生的世界”后会如何写作。正如有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译者须了解原作者及其所处之社会背景，更须体验原作者的心理过程。这一经了解、领悟、体验而后重整组合的手续，便是翻译的过程。”（注：冯明惠《翻译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载《中外文学》，1978年第6 卷第12期145页。）德国翻译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也曾提出“两种不同途径的翻译”的观念，其中之一就是“使外国作者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写作，译者不仅仅要自己看懂原文，还必须使原作者进入与译作的读者直接对话的范畴”（注：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