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由郑子瑜、宗廷虎任主编， 陈光磊任副主编的《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注：五卷依次是：陈光磊、王俊衡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宗廷虎、李金苓的《隋唐五代宋金元卷》，李熙宗、刘明今、袁震宇、霍四通的《明清卷》，宗廷虎、李金苓的《近现代卷》，吴礼权、邓明以的《当代卷》。）（以下简称《通史》）是一部洋洋210 万字的研究中国修辞学自古迄今萌芽、成熟、发展的历史的专著，作者是陈光磊、王俊衡、宗廷虎、李金苓、李熙宗、刘明今、袁震宇、霍四通、吴礼权、邓明以。作为《通史》的研究的史料的，是古往今来修辞论者们对修辞学和修辞现象的观点和评论，亦即修辞论者们以修辞学著作的形式体现的或以其他形式（如单篇文章、一段文字、甚至只言片语）体现的修辞思想。对作为史料的修辞思想的评论，对《通史》来说，至关重要。它反映了《通史》的作者们的修辞史观，凸显了中国修辞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而中国修辞学史著作应该如何评论修辞思想，《通史》又以自身的模式为修辞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而本文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评论《通史》对修辞思想的评论的得失，也是就此探索修辞学通史评论修辞思想的方法和途径。 1.1 面对有待评论的修辞思想，在进行评论时， 有时有一个阐释其内容的任务。因为有的修辞思想，颇难理解，不经正确阐释，是难以准确评论的。或者可以说，阐释本身也含有评论的性质。古代的修辞思想，阐释的任务更重。这是因为古文难懂。莫说卜辞金文，就是近世古文，理解也有一定的文字障碍。更因为古人的修辞思想，往往或者由于语言表述含混，可意会的成分多，可言传的成分少，或者由于认识本身就不够明确，科学性不强，因而给解读者造成难以理解的苦恼。《通史》看到这一点，说“这一苦恼也是旧派修辞学研究者共同的苦恼，而现代修辞学发展中，也需要解决这样的难题”（注：《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17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而解决的办法， 是以现代人明确的语言来表达和“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发古人的思想”（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 、 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比如《通史》引用了刘熙载《诗概》中的一段修辞思想：“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阐释其义云：“刘氏以‘醒’和‘醉’来比喻文与诗的不同之点，形象生动而又耐人寻味。散文较为明朗，作者的情感思想易于表露；而诗歌较为含蓄，且又富于韵律，须反复吟诵，才能体会其意味深长。正因为散文的语言较为直露，作者遇有许多欲说而又不便直说出来的话，往往不宜在散文中吐露，而改在诗歌中蕴蓄地表述，让读者由言外得之，正所谓‘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注：《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33 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刘氏的诗、文不同的修辞思想，经此以现代人明确的语言来表述和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释，所谓“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所谓“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之类的含混、虚灵、深奥、玄妙的难于把握的说法，也就不但可以意会，而且还可以言传了。 1.2 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释古人的修辞思想， 主要是使被阐发的修辞思想本有的而非外加的内容由浮泛虚灵变得实在明确，展示其本有的系统性。《通史》说：“由于《文则》是中国古代的一部修辞学专著，因此陈骙在《文则》中对其修辞学理论与见解的论述不可能做到像现代的学者那样系统而科学。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研究《文则》就必须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来阐发古人的思想，使其系统化，为今天的学者所借鉴。”（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通史》的确成功地为《文则》展示出如下的一个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的体系框架：“一、论修辞原则（一）贵贴切自然（二）贵明确（三）贵简洁（四）贵通俗二、论消极修辞手法（一）‘数人行事’论（二）‘起事’、‘尽事’论（三）助词用法论三、论积极修辞手法（一）‘取喻之法’论（二）‘援引’论（三）‘倒语’论（四）‘继踵’论（五）‘交错’论（六）‘同目’论（七）‘数句用同一类字’论四、论文体风格（一）评论一篇文章的风格（二）剖析一本书的文体风格。”（注：《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11（目录）。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这种系统性的展示，当然有益于现代的修辞学研读者，如果已作古八百多年的《文则》的作者陈骙地下有知，推想也会欣然接受的。 2.1 《通史》在《总论》中申明：“研究修辞学史， 就要对古今重要修辞学著述进行评判，也包括评论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分析他们运用方法的得失，总结他们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修辞学史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通史》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科学的发展史，往往也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史，使用‘工具’的发展史。”（注：《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302页，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基于这种认识，《通史》对修辞思想的评论，十分重视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评论方法的现代化、科学化本来就是现代修辞学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现为在评论时肯定、称赞被评论的修辞思想自身运用了现代科学的方法，同时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以之作为视角来评论修辞思想。如肯定了何伟棠《永明体到近体》运用了定量统计分析法，（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肯定了刘焕辉《言语交际学》采用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科学方法，（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肯定了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中采用了修辞研究中形式化的方法”，认为他“在采用新方法对汉语修辞学进行全新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他在论述“‘显比喻和潜比喻与比喻的社会文化制约性’问题时，对比喻关系的问题有一段相当精彩的形式化论述与描写”（注：《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435、434、400～401、189 ～195、185～188、255、337、453、17、12、101～124、201～203、 234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这都使《通史》的修辞评论增加了时代气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风貌，提高了科学品位，收到良好的实效。《通史》在《总论》中说：“修辞评论随着文体（语体）的演变发展而发展变化，这一点已为无数次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五四’以后，随着白话诗的诞生并占据历史舞台，修辞评论也呈现了与古代大异其趣的风貌。”当然，五四以后亦即现代、当代的修辞评论呈现这样的风貌，也与运用了现代科学的方法有明显的关系。不难设想，如果修辞评论仍旧和古代一样，多量地运用评点法、鉴赏法，是不能呈现出与古代大异其趣的风貌的。不过，《通史》也认为评点法、鉴赏法等传统的修辞评论方法，也自有其优点，即使在现在，也仍然可以适当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