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定义 一般认为，语内翻译是指某一语言内部为着某种目的进行的词句意义的转换，而语际翻译则意味着两种（或多种）语言在它们共同构成的跨语言语境中进行的意义交流。如果说语内翻译着重的是“历史性的”解释——语内翻译总是把经典的或非经典的历史文本当作转化的对象，并且以译者所在场的文化语境为标尺试图把历史文本改造为现代文本；那么，语际翻译则更关注如何在更为广阔的地平域和更广阔的（跨）文化天地中实现异质语言的相互对接和转换——以意义为标尺，以交流为目的的语符转换。这样，语内翻译对历史性的关注、语际翻译对地域性的倾向，似乎成为两类翻译各自特有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必要追问：语内翻译真的囿于（某种）语言之内因此不具备跨文化的语言特征吗？语内翻译是要求某一文化语境向历史复归如此才具有历史性吗？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是否同样意味着文化地平域的开拓和扩展？此外，语内翻译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成为它自身？而语际翻译如何又可能摆脱语内翻译成为自足的、而不是依附于语内翻译的翻译？ 在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之前，有必要从实例入手进行分析，然后研讨这些例子可能含有的某些特征，进而探究这些特征与人本身的关联。 2.语内翻译：自我在精神作用下的语内转化 孙大雨先生（1983）在一篇文章中指出：“In all the Soong（宋）， Ming （明）and early Tsing （清）editions of notedanthologies and complete works such as Kuo Mur chian（郭茂倩）'s Garner of Tunes Anthology（《乐府诗集》）， Tome ofComplete Tdaung Poetry, 1707（《全唐诗》）， the CollectedWorks of Lih Bai,1717（《李太白文集》康熙五十六年缪曰芑刻本），a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h Bai，1758（《李太白文集》，乾隆二十三年王琦刻本），the authentic readings‘静夜思’and ‘山月’are kept intact.”[But，]“In a popular anthology of the early middle Tsing（清）Dynasty Three Hundred Tdaung Poems（《唐诗三百首》），the title of this poem is corrupted into《夜思》，and in the third line，the original， authentic reading 山月is debased into 明月.”查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年出版的《唐诗鉴赏辞典》，李白这首诗全诗写作： 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而且，这首诗的鉴赏者马茂元也是按“明月”对诗进行进一步解释的（见上引书249—250页）。此外，不论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的《唐诗三百首新译》（见该书125页），还是湖南出版社1997 年出版的《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见该书250页）， 这首诗也都保持了“静夜思”这个标题以及“明月”（而不是“山月”）这两个字。这里且不论为什么孙先生所指出的某些版本把“静夜思”改作“夜思”，也不说“山月”何以改为“明月”。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首诗来说，诗的“定型”已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按照这种形态把诗“接受”了下来，而且在接受之中不自觉或多或少也已经“误释”了它——如果李白的“底本”真的是那样的话。实际上，不论我们是否已经“改写”了过去的文本，我们都会对它产生偏离，而且连“过去”本身都要偏离。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1930）中指出：“……因今日所能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我们认为，可以从正面看待陈先生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对待过去的文本（任何一个文本都是过去的文本），先是要把它想象为一个整体（而不顾它因为自身的内在原因或外在条件而形成的片断状态，即不管它是否能够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和总体性）；其次，我们势必拿我们现在的思想（也同样是一个整体）来衡量、比较、解释那另一个整体；再次，由于我们立身于我们所在场的时代，我们对过去文本的解释总是归结为这个时代的现代化，即将文本及其释义融入“在场”；最后，这种融入势必使文本成为作为在场之“物”的“我们”的一个部分。似乎只有如此，我们才算是对这一文本有了理解，进行过解释，并且捕捉到了它的意义——使之对我们产生了应有的价值。这样，我们从“我”出发，又回到了“我”。对文本的这种“唯我论”的解释，是任何一个文本都逃避不开的悖论，而这个悖论成了我们圆周性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文本不仅仅被修改，而且已经根本不可能保证它自身的完整性。对过去的文本的改写或“误释”还有不少例子。吴小如先生（1998）指出：“最近有门人为人题画，问我：‘杜诗李白斗酒诗百篇，现在一般人大都这样写；但有人说‘斗酒’应作‘一斗’，究竟哪个正确？’我找出杜甫集中《饮中八仙歌》，告以应作‘一斗’为是。因为这首诗所述八人都是酒徒，他们或饮‘三杯’，或饮‘一斗’，当然都指酒的容量，正不必把‘酒’字写入字面。后世因‘一斗’所指不甚明确，故改用‘斗酒’，其实反而错了。”的确，上引《唐诗鉴赏辞典》（433页）仍作“一斗”， 但一般情况下人们耳熟能详的则是“斗酒”。在同一篇文章中，吴先生还说：“类似这样一字之讹的古人诗句不少。如张籍《节妇吟》‘何不相逢未嫁时’，今人每把‘何’字误作‘恨’字；罗隐《蜂》‘为谁辛苦为谁甜’，今人则往往说成‘为谁忙’。特别是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第三句‘春风自绿江南岸’，不作‘又绿’，这有宋刻本王安石诗集为证，且王氏本人在其他诗的‘自注’也说，‘老夫旧有句云，春风自绿江南岸……’而自古迄今，包括时贤如钱钟书、周振甫等大师宿儒，也误信洪迈《容斋续笔》卷八之说，引作‘又绿’，真是积重难返。笔者虽多次撰文以求引起读者注意，终无结果。可见一字之讹，亦难遽为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