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5211（2000）01—0034—03 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在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上的卓越成就，已获得交口赞誉。他在修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似还未引起学术界重视。其实，他在表达修辞论和理解修辞论方面，均有很多精辟独到的论述，这在我国作家中颇为罕见。本文着重探讨他的理解修辞观。关于他的表达修辞观，笔者将另文论述。 在我国悠久的修辞发展史中，从先秦开始，历代均有听读者如何理解言辞、文辞方面的论述。这可以说是古代修辞理论的传统之一。 [1]钱钟书在挖掘我国古代和吸取西方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运用中西贯通的方法，提出了他对理解修辞论的重要观点，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理解的三项原则。 一、“阐释之循环”说 钱氏重视理解，明确提出理解文本的“阐释之循环”说： 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之指。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志”），庶得以定某句之意（“词”），解全句之意，庶得以定某字之诂（“文”）；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是矣。（《管锥编》第171页） “阐释循环”是19世纪以来西方阐释学关于理解文本的一种原则。施莱尔马赫提出的部分与整体的释义学循环原则，即：理解语言单位各组成部分的意义，必须先理解整体的意义；而对整体意义的理解必须先理解各组成部分的意义。施莱尔马赫认为：“从根本上说，理解总是处于这样一种循环中的自我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从整体到部分和部分到整体的不断循环往返是本质性的道理。”[2 ]狄尔泰将这一论述命名为“阐释循环”。他在《阐释学缘起》中指出：“需从单字及单字间之关系了解全篇之意义，但了解单字又以了解全篇为先设。此圈子不断重复。”[3]后来伽达默尔也赞同“理解的运动经常就是从整体到部分， 再从部分返回整体。”并进一步指出：“这条规则源自古代修辞学，并且被近代诠释学从演讲技巧转用于理解的技术。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循环关系。”[4] 显然，钱氏吸取了西方“阐释循环”的观点，主张对文本的理解要做到：由词至句至篇章及至全书以及由全书至篇章至句至词的双向循环。亦即既要做到“积小以明大”、“推末以穷本”，又要“举大以贯小”、“探本以求末”。只有使二者反复往返，才能全面地理解文本，“义解圆足”，避免陷于片面、偏枯的境地。 钱氏这一论说也是对我国传统学说的发展。我国古代有关理解的研究中也曾出现过或“举大以贯小”由小于大、由整体到部分，或“积小以明大”、由小到大、由部分到整体的观点。持前一观点的如南宋吕祖谦《古文关键》提出“总论看文字法”。他主张先看“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再看“警策句法”。这就是由篇章至句字的理解法。持后一观点的如钱氏所举的清代乾嘉朴学。他们均各执一端，陷于片面。因此钱氏批评乾嘉朴学说：“是特一边耳，亦只初桄耳。”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超越他们的“阐释循环”法。 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者》中主张“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即谓解经须由字词以通圣贤的心志。而在《〈毛诗补传〉序》中却认为：“余私谓《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作《诗》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断以‘思无邪’之一言，则可以通乎其志。”即谓解《诗》须由“志”以通“词”。钱氏认为戴氏在一卷之中提出两种不同的解读观点，“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而钱氏的“阐释之循环”论，将戴氏之“分见两边”合为“通观一体”，自然棋高一着。 钱氏在“阐释之循环”论中，除了强调部分与整体的交互循环外，还强调要包括“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这是钱氏对历史上解读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理解理论的贡献。 钱氏不仅提出“阐释之循环”说，而且进一步论及“阐释之循环”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之上的，它具体体现了“一”与“多”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华严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的“一切解即是一解，一解即是一切解故”，虽不是专为理解而言，而完全可以说明理解中“一”与“多”的辩证法。这里的“一切解”即是“多”，是“个别”；“一解”即是“一”，是“整体”。整体寓于个别之中，个别也包含在整体之内。既要看到“一”寓于“一切解”之中，也要看到“一切解”也包含在“一”之中。只有这样“交互往复”变“分见”为“合观”，才能使理解“义解圆足”。这又是钱氏的贡献。 二、论依据语境释义——“考辞之终始”说 人们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常会发现有词同、句同而意异等现象。这一方面由于词句本身具有多义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由于词句处于不同的语境中。语境对词句的意义具有制约和补充等作用。因此钱氏主张不论理解单词或句子意义都必须依据“上下文以至全篇全书之指归”来察辩。这一观点系吸取了我国古代的修辞理论所致。钱氏特别拈出王安石的“考辞之终始”说，并予以创造性的理解与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