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向来以书面材料为重点，汉字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种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一直未从传统的“小学”中独立出来。本世纪初，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与文字的研究应该分开；到30年代，唐兰先生强调“文字的形体的研究”，他的《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标志着现代意义的汉字学的建立。 汉字学研究一般可分为古文字研究和一般性汉字研究两大部分。对古文字的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大量古文字资料的出土，带来了古文字研究的新高潮，又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大大加强了科学性，逐渐摆脱了旧的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呈现出了新的面貌。本世纪的前50年，前人对古文字资料作了大量的整理、著录、考释和其他研究工作。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有人编辑了甲骨文字典或甲骨文编，有人还对殷墟甲骨文的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在金文研究方面，有人编辑了金文字编等字典，有人进行了金文的断代和分区、分域的研究；在战国文字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本世纪后50年，古文字研究成果更加辉煌。随着新的出土资料的不断增加，研究上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除了进一步进行整理、著录、考释，编写更新更全的各类古文字字典或文编以外，考释、研究方法也更为先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从语言的角度利用现代语言学的知识来考释、研究古文字，从而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不少新的资料和结论；另外，大家还尽量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来帮助古文字学的研究（例如近几年来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也有助于提高结论的科学性。古文字研究的各个分支中，战国文字的研究发展得最为迅速。这方面的资料自50年代以来不断有所发现，近年来在战国金文、陶文、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特别是简牍文字研究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彻底改变了过去战国文字研究比较冷落的局面。需要顺便提到的是，本世纪后50年主要是近二三十年来，还加强了对汉代以后、现代汉字以前的文字的研究，特别是俗字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一般性汉字研究方面，诸如汉字的性质、起源，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结构的类型，以及《说文》、“六书”等，本世纪前50年均有学者进行研究，并取得较好的成绩。关于汉字性质的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成为讨论的热点，虽然至今并无定论，但有人提出“在认识汉字的性质时，有必要区分文字作为词或语素的符号和文字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而汉字的性质应当由汉字的字符的性质来决定”（裘锡圭语），这种观点已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这种认识无疑比先前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或单纯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要科学、深刻得多。关于汉字起源的问题，大家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刻划或绘写符号是否汉字的问题上。这个问题从5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现在虽无定论，但也有共识，那就是判定这些符号是否汉字应当看它们是否真正用于记录汉语。对于汉字形体的演变，本世纪后50年也比前50年在认识上更加深入，突出的一点是大多数人认识到了汉字演变过程中正体的关系特别是俗体在整个汉字形体演变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已有不少人突破了“六书”说的局限，提出了新的“三书说”。还有学者受现代语言学中“音位”、“义位”等概念的启发，提出了“汉字构形学”的说法，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并采用计算机处理技术，对古文字的构形系统进行了研究。有关《说文》的研究，后50年也比前50年大有进展。除了继续就与《说文》有关的字体、六书、声韵进行深入研究外，还结合文献典籍和古文字资料，纠正《说文》的错误，并扩展到语言乃至社会文化来进行研究，揭示《说文》所蕴含、反映的语言素材以及社会状况。以上所谈到的各方面的问题，都发表、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或相关的工具书。本世纪后50年在汉字学研究上还值得一提的是，重视和加强了现代汉字（即“现代汉语用字”）的研究，这包括现代汉字正字法的研究，现代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定序标准化的研究，现代汉字应用（人际界面的应用和人机界面的应用）的研究，以及现代汉字的前途与现代汉字的评价的研究等。这种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汉字的学习与应用，有助于提高识字教育和汉字输入的质量，而且为国家制定、推行科学的文字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在80年代后迅速形成为汉字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 2.汉语音韵学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古老学科， 有着巨大的成就。 但20世纪以前，甚至到本世纪20年代，音韵学研究基本走的是传统的治学之路，一直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代表人物是章炳麟、黄侃，他们被认为是“清代古音学的殿军”，言外之意，他们的古音学说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音韵学研究也逐步走上了独立的现代化的道路。音韵研究不再只是考证古音系统，而重在审音和古音值的构拟。于是开始采用新的手段、新的方法，运用新的材料。例如用国际音标记音，开始借鉴、运用现代语音学的一些研究分析方法，注意运用方言材料，等等。同时加强了断代汉语音系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音韵学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些学者系统译介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ernhard J.Karlgren）关于汉语中古音的构拟学说。他们肯定高本汉学说的同时，对高本汉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少批评、修改意见。构拟方法的引进使中国音韵学的研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高潮，并推动了近代音韵的研究和等韵的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继续进行一些系统的断代语音研究和专题研究，但总起来说，研究工作明显冷落，也比较分散，研究处于低潮。新中国建立初期，“左”的思潮泛滥，音韵学研究在批判声中艰难地前进。50年代后期，音韵学的研究与教学开始受到重视，特别是开展了对《切韵》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与讨论。正当音韵学研究开始平稳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又使音韵学研究停顿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音韵学才得以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据不精确的统计，80年代以来发表的音韵学方面的论文数是前80年发表的论文数的两倍半，而且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突破。从研究领域看，无论上古音的研究（包括先秦声母、韵部和声调的研究，两汉音系的研究，以及甲骨文时代汉语语音的研究，乃至“原始汉语”音系的研究），无论中古音的研究（包括《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诗文用韵的研究，反切的研究，以及梵汉等对音的研究），也无论近代音的研究（包括宋代语音研究，元代语音研究，明清语音研究，以及《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等韵的研究），都大大深化，都有所开拓。此外，加强了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的研究。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还特别重视历代诗文用韵研究，而且可以说这成了这一时期音韵研究的一大特点。从魏晋南北朝直至宋元的韵文，包括敦煌变文的用韵，都有学者进行分析研究，这为进一步了解、研究汉魏以来的汉语韵部的分合情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例证。而在古音构拟上，不仅延伸到周代以前的甲骨文时代的汉语语音的构拟问题，甚至涉及所谓“原始汉语”的语音构拟问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比较重视亲属语言之间语音的对比研究和注意运用汉外对音资料。总之，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汉语音韵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