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一、翻译学是独立的学科 近年来，我国在翻译学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翻译学理论研究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从哲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符号学、语用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比较文学、文化理论、释义理论、传播学、信息学等途径研究翻译的成果大量涌现。其中，对翻译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的探讨正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话题之一。 刘宓庆认为“翻译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刘宓庆，1990:87）。 高烈夫认为“‘翻译学’是语文科学的一个分支。”（高烈夫，1995:14）吕俊提出，翻译学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活动，其本质是传播”，“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有利于建立起翻译学的方法论体系”（吕俊，1997）。吕俊、兰阳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从翻译学的很强的综合性来看，它就不可能成为一级学科”（吕俊、兰阳，1997）。 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倾向，即我们在谈论翻译学的学科定位时，似乎总显得信心不足：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只是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总要依附在某一个学科之下。其实，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就以“传播学”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才逐渐成为一个富有自觉意识的学科领域。我们且来看看《传播学导论》一书在“传播学的困惑”的小标题下的描述（董天策，1995:7～8）： 人类传播活动的这种广泛性和多样性，必然导致传播研究的多学科性。实际上，传播研究兴起以来，语言学、符号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新闻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许多学科都对人类传播的问题展开了研究，使传播学本身成为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 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多方法、多层次地研究人类传播活动，固然保证了研究的开放性，使研究工作充满勃勃生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界线模糊，导致传播学的理论枝蔓丛生，甚至依附于其他学科之下，难以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美国“传播学鼻祖”“威尔伯·施拉姆自己也承认，直到80年代，‘传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有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学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起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董天策，1995:9）看来，传播学的处境与翻译学相差无几。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文学方面的一些学者是怎样看比较文学和翻译的。布吕奈尔等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说：“和其它艺术一样，文学首先反映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所以，在无数变动作品和读者间距离的方式中，比较文学更喜欢对翻译这一种方式进行研究。”（布吕奈尔等，1989）布吕奈尔等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而公众则把文学翻译成各自的感受。布氏这里所说的“翻译”，相当于雅克布逊（ Jacobson ）所说的“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谭载喜，1983:42）， 只不过雅氏的符际翻译或跨类翻译只是单向地“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而布氏等人则将“翻译”看作双向的：把非语言符号体系转换成语言符号体系（文学对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和把语言符号体系转换成非语言符号体系（公众把文学翻译成各自的感受）。 苏珊·巴斯奈特则更进了一步：“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研究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个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研究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Bassnett，1993）但是，《比较文学》一书认为“巴斯奈特的这一结论不免失之偏颇，把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与整体的翻译研究混为一谈”（陈惇、孙景尧、谢天振，1997:141），并给“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起了个名称，叫“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 不过如果把“翻译”理解为“双向符际转换”，那么比较文学就只能是从属于翻译的研究领域。 引用传播学和比较文学的对学科定位问题的论述，只是想说明一点：我们既不必妄自菲薄，急着把翻译学安在某一个学科之下，也不必因为时下有人把翻译阐释得漫无边际而沾沾自喜。 翻译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取决于翻译是否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翻译之所以不从属于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及美学等学科，是因为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无法用于解释翻译学研究中的最本质问题——转换。转换是翻译行为的本质，也是翻译学研究的支点，整个翻译学研究都是围绕着转换而展开的。如果说传播学跟翻译学研究有关的话，那么它研究的是转换结果的传播问题，而转换结果的传播则属于后翻译阶段的问题，并不是翻译本身。 如果我们把翻译研究的支点定在转换这一行为上，那么我们可以说转换发生在两个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于是，我们可以把翻译分为两种：狭义的翻译，即语言符号体系和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广义的翻译，包括语言符号体系和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以及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把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单独列出，是因为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是从狭义的翻译开始的，而且实际被称作“翻译”的，其主流也是狭义的翻译。语言符号体系和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例如上述布吕奈尔等人所说的把现实、生活和自然“翻译”成由语言符号构成的文学作品，以及把“深山藏古寺”“翻译”成绘画；而非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转换，则如把音乐作品“翻译”成绘画，等等。 Jacobson在《论翻译的语言问题》一文中，把“翻译”分为三种：“（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或改变说法（rewording），就是通过同一语言中的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符号。 （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就是通过另一种语言解释一种语言符号。（3 ）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谭载喜，1983:42 ）但是我们有必要充分注意Jacobson谈论翻译的前提：“对一个语言符号，我们可以有三种方法来进行解释：把这个符号（一）翻译成同一语言中的其他符号，（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三）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谭载喜，1983:42）在Jacobson看来， 翻译的本质是对某一种语言的解释，因此他的3种类型的翻译其实是对某一种语言的3种解释方法。Jacobson说：“如果有必要使含义更加明显，‘单身汉’这个词可以转变成‘未婚的男子’。”（谭载喜，1982:42 ）对“解释”而言，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对“翻译”而言，这至少不是首选的最佳方案。在“语内翻译”方面，“未婚的男子”可能是“单身汉”的最好的解释，但是在语际翻译方面，比如把英语的“bachelor”翻译成汉语，照Jacobson的理论，可以有“单身汉”和“未婚的男子”两种“解释”，但是该理论无法排除对后一种解释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