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众所周知,粤语是汉语方言中通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种“强势方言”。作为语言历史悠久、语言现象复杂的汉语方言,现代粤语的研究已发展成为具有世界性的语言研究课题,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乃至在整个汉学的研究中,粤语都处于相当引人瞩目的地位。在现代汉语中,除了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之外,能够在某个华人地区作为公众通用语及公共事务法定用语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大概只有粤方言了。把汉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海外朋友,在他们能够选修到的课程中,除了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课程以外,也只有粤语这一汉语方言能够作为一门课程在有关的院、校中开设。我想,每一位从事粤语研究和粤语教学、粤语应用的人,对粤语在汉语方言中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都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我们的同道在粤语研究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每一项成果,对于我们的前辈在粤语研究中所走过的道路,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他们积累下来的丰富资料和宝贵经验,自然也都应该加以重视。这样才有可能使粤语的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前进。 本文对粤语研究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情况作一点粗略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对粤语研究的前景略抒管见。限于条件,我所谈及的资料,以用汉语发表的为主。 二、回顾 粤语的研究,从萌芽阶段一些民间流传的韵书算起,应该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拿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颇为流行的粤语韵书《分韵提要》来看,据彭小川教授的研究,她所收集到的较早版本是清乾隆壬寅年(1782年)由虞学圃、温歧石所辑的《江湖尺牍分韵撮要合集》,其中上部为《江湖尺牍》、下部即为《分韵撮要》。1892年陈澧所撰《广州音说》,可算是中国传统语文学中一部系统论述粤语音韵的著作,可惜这样的著作不可多得。至于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粤语的著述,则是本世纪初叶以后才出现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除了属于传统语文学范围的詹宪慈著《广州话本字》(1929)及孔仲南著《广东俗语考》(1935)以外,象戴仲杰的《粤音与国音的比较》(1929),王力的《两粤音说》(1928)和《博白方音》(1932),罗莘田(常培)的《关于广州话入声的讨论》(1932),岑麒祥的《粤语发音实验录》(1936)等,大概可算是最早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来研究粤语的著述了。进入四十年代,粤语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突出的标志就是出现了几部迄今为止仍被经常引用的传世之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1941年初版,尔后一再重版的黄锡凌著《粤音韵汇》。继黄氏之后,岑麒祥于40年代至50年代之间又相继发表了《入声非声说》(1942)、《广州音系概述》(1946)和《从广东方言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1953)等重要文章;赵元任出版了《粤语入门》(1947)、《中山方言》(1948)和《台山语料》(1951)等著述;王力、钱凇生发表了《东莞方音》(1949)、《台山方音》(1950)和《珠江三角洲方音总论》(1950);陈三苏发表了《闽粤方言中形容词的衬字》(1940)和《广州话的上入和中入》(1952)。这就使粤语的研究开始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几位日本学者加入到粤语研究的行列,如藤塚将一发表了《广东语发音与音韵分类之研究》(1955)和《广东语全音表》(1955),赖惟勤发表了《关于广州方言的介音》(1954)和《广东话音韵论》(1958),香坂顺一发表了《以广州话“个”为中心谈语法的稳定性》(1953)、《广东语语气助词论稿》(1959)和《广东话的研究——向赵元任先生请教》(1952),松本一男发表了《关于广东话语汇的若干考察》(1956),藤堂明保发表了《粤方言和广东话》(1957)等等。而与此同时,自从五十年代初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发行了《中国语文》杂志,随后又开展了以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为中心的一系列语文运动,给各地方言研究者提出了围绕语文中心工作大力开展方言调查研究的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大陆的粤语学者,在五十年代也就先后发表了一些有关粤语特点,特别是比较粤语与民族共同语,为“推普”服务的文章和小册子。其中最早出现的这类小册子要算王了一(力)的《广东人学习国语法》(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广州),重版改名《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5,北京)。接着黄伯荣也出版了《广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而广东省方言调查指导组也及时编写了《四邑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在这几年中,王力还出版了《广州话浅说》(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北京)。同时有好几篇以揭示、分析、比较粤语特点的专论也陆续在《中国语文》、《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等刊物上出现。如詹伯慧的《粤方言中的虚词“亲、翻、住、埋、添”》(1958)、黄伯荣的《广州话补语、宾语的词序》(1959)、《广州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1958)、《广东阳江话物量词的语法特点》(1959)和《广州话和普通话的语音比较》(1958),李瘦芝的《怎样掌握广州音和北京音的对应规律》(1956),方淑珍的《英语和广州语音的比较分析》(1957)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发表在《方言和普通话丛刊》第一集上陈慧英、白宛如的《广州音和北京音的比较》一文。这是一篇比较全面揭示粤语和民族共同语语音异同的文章,经常被一些研究粤语的论文所引用。尽管40、50年代的粤语研究已经出现逐步发展的态势,有了一些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基本上仍只能说是处于开发的阶段。从本世纪初的萌芽阶段到本世纪中叶的开发阶段,粤语的研究当然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过了50年代,进入60年代以后,粤语研究却未见有十分明显的进展,这期间有几部实用的粤语工具书出现,如冯思禹的《广州音字汇》(世界书局1962,香港》,乔砚农的《广州音国音中文字典》(华侨语文出版社1963,香港)和《广州话类推法》(华侨语文出版社1964,香港)。学术刊物上出现过一些有相当分量的论文,如林莲仙的《粤音与〈广韵〉比较表》、《论粤语的声调》(1963)和《粤语动词词尾虚字用法的探讨》(1963),张日升的《香港粤语阴平调及变调问题》(1969)和乔砚农的《广州语词的研究》(1966),黄家教的《广州话无介音说》(1964),宗福邦的《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题》(1964),黄伯荣的《阳江话‘入声非声’实验报告》(1960)和《阳江话的几种句式》(1966),似乎已显示出粤语研究有逐步深化的趋势,但是整个60年代,除了出现过几本工具书外,却没有一部称得上是粤语研究的专著问世过。可见粤语研究的全面开展,直到60年代还未能形成“大气候”,而真正步入开拓进取,全方位接触到粤语的各个部分、各个层面的粤语研究工作,无疑是70年代以后的事。个人认为:从70年代起粤方言研究才进入到中兴时期,这个时期从70年代初略见端倪,开始出现粤语研究的一些重大突破,到80、90年代以后,便逐步进入高潮,以至形成持续繁荣、硕果累累的局面。 我把70年代看作是粤语研究的一个新起点,主要由于有两部具有标志性的粤语研究专著在70年代诞生,这就是余霭芹教授的《粤语研究》第一卷(Studies in Yue Dialects I: Phonology of Cantonese.Cambridge:Cambridge Unirersity Press,1972.)和张洪年教授的《香港粤语语法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凑巧的是:这两部著作都在1972年问世。余著对广州话语音进行了前所未见的详尽分析,张著对香港粤语语法作了系统的探讨,这两部著作在研究的深度上堪称为粤语研究史上的扛鼎之作。在此以前,人们对粤语的认识,很难跳出粤音的圈子,除了有学者就粤语中个别突出的语法现象进行剖析描述以外,还没有人把粤语作为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来全面论述其语法上的种种表现。张洪年教授此书的出版对于推动粤语语法的深入研究自然是功不可没。70年代除了余、张的专著外,港、台及海外学术刊物上也还出现过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粤语的论文, 分别由 Bauer,LightTimonthy,Kwok Helen和邹嘉彦、游顺剑等学者所撰写,而美籍华裔学者黄伯飞(HuangPo-Fei )所编的《广州话辞典》(CantoneseDictionary)也在1970年问世。随后还有几部粤语应用的工具书,如曾子凡的《广州话普通话对照常用手册》(1979),刘锡祥的《实用粤音词典》(1977),香港中华书局的《普通话粤音中华新字典》(1978)等也陆续出版发行。令人不免遗憾的是:70年代初正当出现余、张两位分别撰写的影响深远的两部专著之际,中国大陆却忙于“战犹酣”的“文革”大动乱,语言研究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境况一样,处于“万马齐喑”的低迷状态,许多学者直到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机会读到余、张两位的著作。因此,粤语研究虽然在70年代已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在中国大陆,粤语研究真正在大范围内形成“气候”,从中兴的开始期跨进到持续发展的鼎盛期——或者可以说成是黄金时期,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当时随着中国学术事业的大发展,方言研究工作也才得以枯木逢春,勃发新枝,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80年代以来,粤方言的研究日新月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气象。显著的反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出现了一些有相当分量和一定学术水平的专著。在内容的深度或广度上有不少的突破。研究的覆盖面也日渐扩大,改变了以往粤语研究的专著只涉及广州或香港等少数粤语地区,极少外延至其他粤语通行点的状况。进入80年代,就有几部引人注目的粤语著作问世,它们是: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的《广州话方言词典》(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和日本辻伸久的《广西粤语比较音韵论》(风间书房1980,东京)。《广州方言研究》论及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是一部比较全面触及粤语本色的著作;《广州话方言词典》收录广州方言词汇,立足于显示粤语词汇特色,只收那些属于粤方言特有的词语,体例比较得体,释义比较准确,堪称粤语词汇研究中的一大成就;《广西粤语比较音韵论》对广西南部八个粤方言点进行音韵比较,并进而论及粤语“祖语”的重建问题,为作者长期研究粤语的一部力作,无疑也是研究广西粤语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在此以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比较深入论析广西粤语的专著,除了早期王力的《博白方音》(1932)外,大概只有余霭芹的《藤县方言》(1979)了。80年代中期。粤语研究中出现的最具影响力的新著,无疑首推詹伯慧、张日升及粤、港两地几位年青学人合作编写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这是有史以来对粤语的“大本营”——珠江三角洲地区所进行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区域性方言调查所获得的成果。在詹、张的带领下,一批有志于粤语研究的年青同仁深入到几十个方言点开展记录语音、汇集语料的田野工作,历时数载,最后结集成三卷本的调查报告,分别以《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1988)和《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1990)先后出版。与此同时,作为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组骨干成员的张群显博士,完成了他在负芨伦敦大学期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当代广州话音系》(1986),全文近300页, 无疑也是这一时期粤语研究的大手笔,可惜迄今这部作品尚未见公开问世。踏入90年代,随着粤语研究的深入发展,又出现了几部很有影响的专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新魁等的《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这是继80年代初高华年的同名著作以后,由广州中山大学几位语言学者通力合作完成的一部研究广州方言的力作。此书后出转精,全面深入地描述了当代广州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书中所述并不限于广州市区的口语,而是兼及广州郊区的20多个粤方言点,这就能够更广泛地反映当今广州地区粤语的真实面貌。本书在共时描写的同时,还进行了历时的研究,对广州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广州语音的历史发展及词汇、语法方面的古今承传等都进行了探讨和阐述。这样一部45万字的《广州方言研究》,把它看作是当代粤语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还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撰写《广州方言研究》的同时,李新魁还为《岭南文库》撰写了一本35万字的《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此书内容虽然包括广东三大方言一粤、闽、客家方言,而粤语作为广东方言中的“大哥大”,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约有一半。本书中对于粤语的叙述并不限于广州地区粤语,而是着眼于广东各地的粤语,对广东粤语的形成和分布,语音、词汇、语法特点以至于广东各地粤语的内部歧异都有扼要的论述,堪称与《广州方言研究》相互补充的两部粤语研究著作。在大面积成片的粤语研究方面,以詹伯慧、张日升领衔的港、穗两地粤语学人继前述在80年代完成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写出三卷本调查报告以后,从1992年开始又继续北上粤北北江流域、西进粤西西江流域先后实地调查了粤北十县市和粤西十县市的粤语,对上述共20个县(市)的粤语进行了记录、分析,整理出版了128 万字的《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广州)和 132万字的《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广州)。从80年代到90年代,从珠江三角洲到粤北、粤西,这前后五部广东粤语的调查报告,涵盖广东粤语的大部分地区,为继续深入研究广东粤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已成为海内外粤语同道必备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