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对于语言本体的研究属于基础研究，亦即属于静态分析的纯粹语言学范畴。可是由于语言是人类表达和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基本工具，运用遍及人人，范围最为广泛，所以语言学应用的研究与实践自古即有所进行：特别在现代信息社会前景更为广阔，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格外的关注与重视。1980年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非常强调语言的动态研究即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常常是互相促进的，应用科学也常常能给纯粹科学提出新问题，开辟新园地。”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语言学在应用研究方面，由于老一辈专家的倡导和帮助，面临社会语言生活的种种现实课题，在固有的基础上大为拓宽扩展，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交叉、渗透，相互结合，产生了不少边缘学科，可谓欣欣向荣，成绩令人瞩目。这里囿于篇幅，只能部分简略介绍。 1.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 改革开放政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使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包括语文生活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科学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现代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与进步也对语言文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足够的规范与稳定）。为了加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国务院于1985年12月决定将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规定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并做好有关的社会服务工作。 针对新时期的特点，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本身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如50年代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90年代初改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原文字改革的方针“汉字必须改革，汉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不再作为任务提出；“简化汉字”则作为“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归入学术问题的范畴。所有这些政策调整都体现了对语言文字规范和稳定的要求。 语言规划的许多具体工作顺利开展并且取得实质性成果，如80年代开始进行的对现代汉字的量化研究（主要成果有《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等），发布了若干国家标准（如汉字标准交换码GB2312-80《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及其5个辅助集），制订了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三级六等的等级标准等。关于语言文字的立法问题也提上议事日程，近年来已拟出“语言文字法”草案，正在研讨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此外，“我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已在国务院批准立项并拨给经费，开始运作了。 2.辞书编纂 从50年代起，全国在社会上和教学部门内，长期使用的主要工具书，只是一部50多万字篇幅的《新华字典》。为了改变这种“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周恩来总理在他生命的晚年即对辞书编纂工作有所组织和部署。这项工作自“文革”后期启动，首先是恢复了始于五、六十年代的几部辞书，如《现代汉语词典》的定稿、新版《辞海》《辞源》的修订工作并于70年代末陆续正式出版，其次是先后组织开展了几部国家级的大项目，如《汉语大字典》（1975年始编，1990年出齐；1200万字）、《汉语大词典》（1975年始编，1993年出齐；4760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1978年始编，1993年出齐；12500万字）等，都是多卷本的大部头辞书。上述辞书的问世，既体现了语言学及各门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又使我国的辞书编纂出版状况顿改旧观。随着新时期出版事业的繁荣和语言学的发展，辞书的品种和数量有着惊人的增长。据统计，新中国前30年的辞书出版总量不过640余种，而后20年多达6000种，几乎增长了10倍。印行数量最大的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前者几达3亿2千万（含“文革”印量），后者已逾3千万册。我国早已成为辞书出版的大国了。 辞书事业的发达，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改善国民素质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汉语文教学 包括三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小学语文教学。1978年吕叔湘先生对此曾有“少慢差费”的尖锐批评，引起语文学界震动和社会反响。20年来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在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与任务、语文教学内容的优化选择、语文教学结构改革、语文教材改革、识字方法改革等方面都作了大量思考、探索和实验，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许多问题因未形成共识而尚待解决。二是口语和口语教学。口语作为语言的根本和基础，在信息化和高科技社会中受到高度重视。80年代以后我国语言学界追赶国际潮流，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语结构功能、口语表达和口语教学三个方面，近年来也纷纷重视口语语料库的建设。上述方面都有一定进展，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三是对外汉语教学。这是一门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和教学的新兴学科，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主要是围绕“教什么、怎样教、如何学”三方面开展实践和研究，同时也重视汉语言测试的设计研究，1993年汉语水平考试(HSK)被正式定为国家级标准化考试，是这门学科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4.中文信息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