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建国5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汉语修辞学的发展，总结其经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它将有利于推动21世纪修辞学的进程。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修辞学进入了一个由复兴到发展的新时期，其中英语修辞学、俄语修辞学发展更快，诸如美国及前苏联的修辞学经过突飞猛进的进展，已经居于世界的前列。汉语修辞学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20年发展速度很快，而且保持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令世人刮目相看。其中某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在国际上已占领先地位。当然总体上，要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方面还很多。 以下将50年来汉语修辞学分三部分论述：大陆修辞学分为“十年动乱”前及“十年动乱”后两个阶段，台、港、澳的修辞学研究则集中论述。最后集中概括几个特点。 一、白话修辞学从普及走向提高（1949—1966） 我国现代修辞学在20世纪上半叶经过了一个从萌芽到建立到初步发展的历程。（注：请参阅拙著《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7年再版。）其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古代汉语修辞学，对白话修辞学（即“国语修辞学”），虽于30年代已有人提出，但影响不大，未占主导地位。确切地说，我国的白话修辞学是建国后才正式建立并取得稳固地位的。 （一）白话修辞学的普及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迫切需要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而语言运用、修辞常识，乃是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基础。旧时代报刊上盛行的半文半白的文体急待扭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传播修辞知识，成为时代的急需。在《人民日报》1950年6月6日发表重要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后，毛泽东同志又两次作了要重视掌握语法、修辞、逻辑知识的批示，以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和张瓌一《修辞概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为代表的一批修辞学普及读物相继问世，为修辞知识的大众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吕、朱的《语法修辞讲话》是建国后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为修辞知识的普及作出贡献的著作。其特点是发行量大，影响深远。不足之处是谈修辞欠系统，只从消极方面讲病例，未从积极方面论述应该如何修辞。于是，同样发行量很大，建立了完整修辞学体系的张瓌一的《修辞概要》，就成为白话修辞学建立的标志。《修辞概要》所建立的用词、造句、修饰（辞格）、篇章、风格的修辞学体系，虽说是对古代修辞学和本世纪上半叶王梦曾、曹冕等所建立修辞学体系的继承，但作者所作阐释及所用例句全为白话，这一点又是对前人的发展。由于写得深入浅出，结合实用，所以问世后大受欢迎，初版即印行10万多册，再版又发行3万册，到80年代再版又印行21万册。 该书所建立的体系还被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汉语》课本及《汉语知识》所采用，读者的面又普及到中学生，影响就更大了。 由于社会急需修辞知识的普及，这一时期各省市出版了面向各种层次读者的修辞普及读物。 如倪宝元的《修辞学习》（上海东方书店， 1954）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及一般干部；王禹卿的《和小学教师谈修辞》（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以初中、小学教师为对象；张文风的《中学生修辞例语》（河北人民出版社，1963）以中学生为对象；倪海曙的《初级修辞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等等。在教材方面，除有上述初中《汉语》课本第六册《修辞》之外，还有以大学生为对象的北京中文系编的《现代汉语》中册、合肥师院出版的张煦候的《现代汉语修辞》等。 （二）白话修辞学的提高及深入 1.陈望道等修辞理论的新发展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陈望道发表了多次演说，论及修辞学的对象、性质和方法等问题。关于修辞学研究的对象，陈望道认为是“修辞现象”，即“研究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表达方法，表述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关于修辞学的性质，陈望道指出是“介于语言、文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关于怎样进行修辞学研究，陈望道提出了著名的“继承性研究”与“创造性研究”说，并且阐明了两者的关系。这些理论（尤其是后两点）富有创见，确实发人所未发。 这一时期其他学者的修辞理论，如林裕文、吴哲夫对陈望道修辞理论的阐发；郑文贞、余纲对“修辞格的客观基础”理论的剖析；林裕文、周迟明、杨欣安等对语体的定义、语体形成的因素、语体的分类等，都作了有相当深度的论述。高名凯的《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对语言风格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回答。有关语体风格的论述，受苏联的影响较大。 2.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建立了现代修辞学的第二座里程碑 张弓研究修辞学数十年。早在1926年，他的《中国修辞学》就在天津出版。1963年，他的力作《现代汉语修辞学》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笔者认为此书应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继陈道望《修辞学发凡》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这一看法，十多年来已被修辞学界所认同。该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建立了独到的修辞学体系。这个体系由“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词法）与修辞”、“修辞方式与寻常词语艺术化”、“修辞与语体”三大部分组成，突出的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强调了注重语言结构因素（包括同义手段的选择），体现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观点。 第二，特别强调语体的地位。作者认为：“语体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语体系统的研究应肯定为新修辞学的主要内容。”该书对各类语体的特点、语言因素的特点以及对修辞手法的适应性、局限性等问题，均作了深入的分析。如此重视语体，这在中国修辞学著作中是空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