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言系属研究的文化人类学方法综论

      一、汉藏语言分类现状

      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汉藏语言系属分类经历了从无到有、范围和层次逐渐清晰的过程。其时，东西方学者的认识差异不大，代表人物首推李方桂先生。 然而， 本世纪70 年代， 在美国学者白保罗（Benedict）发表《汉藏语概论》（注：Benedict,Paul K.: Sino—Tibetan:a Cconspectu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之后，原有观念分崩离析，西方学者较为一致地缩小了汉藏语系的范围，将壮侗语和苗瑶语归入南岛语系。90年代后，分道扬镳近20年的中外学者又在系属问题上碰撞乃至汇合。

      以法国学者沙加尔挑头， （注：Sagart,Laurent: 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Paper presented at 23rd ICSTLL, Oct. Arlington,Texas,1990.）中国学者邢公畹、郑张尚芳、潘悟云等人力证，（注：参见郑张尚芳：《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In William S—Y.Wang edited: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995.）提出囊括汉藏（包括壮侗语和苗瑶语）、南岛、南亚合一的华澳大语系。（注：1998年沙加尔先生来民族所访问，笔者询问他是否同意郑张尚芳先生将壮侗和苗瑶语与汉语、南岛语合成华澳大语系的观点，沙氏回答他至今未表示过壮侗和苗瑶与汉、藏缅、南岛语是否有关系的看法。）下页图是当代中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东南亚地区及南太平洋地区语言系属分类的论争简图。

      众所周知，汉藏语系是未经证实的理论假设，是比照印欧语系提出的。因此，无论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明显照搬或借鉴印欧语论证方法的痕迹。到20世纪末，关于汉藏语分类问题仍然是歧见锋出，莫衷一是。为什么？客观地说，汉藏语言系属分类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核心问题，远远超过当年印欧语所面对的疑难，这些问题至少可包括以下几方面：（1）汉藏语系众多语言和语言历史变异现象的描写尚未完善， 而精细化和深层次的描写更为缺乏；（2 ）反映语言历史面貌的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久远程度及非音素于性质的研究工作难如人意；（3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等文化人类学要素还未系统地引入语言研究范畴；（4 ）基于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在中国及东南亚等地的普适性问题，或者说，历史比较法是否完全适用于汉藏语言以及更大范围的东亚大陆、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的语言事实。

      当代汉藏语言分类的几种主要观点示意图*

      

      *汉藏语言分类是中国学者李方桂1937年提出的， 大多数中国学者赞成其分类；澳泰语分类是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提出的，大多数西方学者同意其分类；华澳大语系是90年代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等人在法国学者沙加尔观点基础上提出的。

      二、“东南亚文化流”和文化人类学

      在汉藏语言系属研究后面，蕴藏着关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背景问题，这是该学科研究者不能不面对和考虑的事实。美国学者白保罗之所以不囿传统，坚持将壮侗语和苗瑶语归入南岛语系，这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密切关系。白保罗以人类学家的身份从事汉藏语言研究，其视野和角度必然有独特之处，至少他把文化人类学观念带到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区域的汉藏语及南岛语等系属研究中来了。白保罗1975年的论著《澳泰语：语言和文化》提出了壮侗语和苗瑶语不属于汉藏语系的历史文化依据，即“东南亚文化流”。该论点的核心是：史前该地区的民族种群在文化上是平等的，因此，文化的流向不可能是单向的。应该说明的是，此处“东南亚”（Southeast ）地域概念不是现代理解的中国之外东南亚各国，而是史前长江以南这个广大区域，包括现在的海南岛、台湾岛、云南、四川、广西、贵州、广东、福建、湖南、江西和浙江等省区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居住着数目繁多的民族群体，大部分是非“汉人”（当时的中原居民）。他们从很久远的时期起就有着文化和语言上的相互接触。这些群体包括了操孟高棉语的族群，操南岛语的族群及汉藏／藏缅语的族群。陈国强等人所著《百越民族史》就依据古代文献从多方面论证古越语和古代汉语是不相通的。（注：参见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371页。）在考古学上，仅从南方某些出土的符号考释来看，学者们也认为可能是古越人的文字。而关于古越人不同于中原人的一系列文化现象，如断发纹身和拔牙岩葬等习俗，以及“不落夫家”的婚俗、蛇鸟图腾崇拜和迷信鸡卜等风俗现象也都有学者论证。

      在中外历史、考古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白保罗认为：考古学、史前史、人类学和语言学最新研究证明，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中国长江以南地方的语言不都是汉族语言。随着中原华夏族居民向南扩散，新的文化交流不断产生。“在史前时期，汉人居民中那些扩散的群体必然发现他们自己处在各种民族群体之中，这些群体在农业、冶金、纺织、战争、天文、甚至文字方面至少也与他们自己一样发达”。（注：Matisoff,J.A.:New Direction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inG.Thurgood,1985.）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这种认识大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距今4000—5000年之际，也就是历史进入原始社会的最后时期，古越人地区原始居民与中原原始居民一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如太湖杭州湾地区著名的良渚文化、闽江下游的昙石文化、岭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其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见当时的东南地区，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荒蛮’之地，而是有着十分发达的原始文化了”。（注：参见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第23页。）而传说的尧舜时代，两地人民就有了交往。《史记·五帝本纪》云：“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交趾”，即属古越地。当然，中原地区经历了夏商周时期以后（夏代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四邻民族地区，至楚灭越、秦始皇和汉武帝两次统一南方后，古越人迫于中原民族的威力，部分外迁到东南亚及南海诸岛，部分远避于南方丛林山区，剩下的则逐步融于中原民族。而古越人的语言也随之变迁，或融合为后来的南岛诸语言，或形成现在的壮侗诸语言，或积淀为汉语南方方言的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