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20年

作 者:
龙耘 

作者简介:
龙耘 北京广播学院主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传播学在中国20年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轨迹上的几个亮点,并对传播学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0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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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现象在中国古已有之, 而正式作为一门学问的“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则完全是从国外引起的“舶来品”,其最早的引起可以追溯到50年代(注:参见丁淦林《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现状》:“1957年初王中教授讲新闻学原理时,曾提及传播学。当年6月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学》1999年第2期第19页), 但当时的影响极为有限。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初具规模的译介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

      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20年。这是中国思想解放、经济转轨的20年。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背景之下,传播学在中国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空间,完成了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阶段。

      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入问题,一般可分为两次。一次是50年代的早期引入,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属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他们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新闻系的一个没有刊号的杂志《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注:袁军等:《要从扎扎实实的研究做起——访〈新民周刊〉副主编裘正义》, 《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92页)。可惜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 这种引鉴刚刚露头便无疾而终,很快就中断了。再次的引入已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70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的一本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介绍了传播学的一些情况;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的《传播学(简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开端,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也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如《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年)、《传播学概论》(1984年)、《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年)、《传播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年)等。后来许多学者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举措视作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真正起步。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开始敞开胸怀,放眼看世界。改革开放,是传播学在中国呱呱坠地的催生剂、助产士。

      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与介入实际

      传播学这个新生儿、外来户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成长,惟一的选择就是融入实践。在经过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信息”、“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今天的“新闻学”已逐渐被“新闻传播学”所取代;其次是对于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即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传播信息的工具”,强调信息传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此为前提;第三是促使实现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艰难转变,而这是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受众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第四是对效果理论的研究,促使实务界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如不同媒介个性特点的研究、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成为媒介改革的重要举措和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余波至今未息。

      洋为中用——中国化与本土化

      如果说80年代初传播学的引入在中国新闻界起到振聋发聩的冲击作用,直接为新时期的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的话,那么与此并行的研究也开始更多地向纵深发展,更多地关注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问题。198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16字方针,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而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此后传播学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年),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年),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年),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0年),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年),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年),张国良的《现代大众传播学》(1995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年)等等。与此同时,传播学者还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开展大规模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受众调查、民意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如陈崇山、弥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6年),赵水福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年),柯惠新、张帆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1991年),喻国明有关报纸读者的调查分析(1995年),丁俊杰、黄升民主持的中国城市消费调查(1996年至今)等等,传媒常有报道,影响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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