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媒介研究一直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话题，它在不断融入研究群体所在国家的媒介及媒介政策运作过程中的同时，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话语。5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就开始在比较学的视野中审视西方媒介研究状况，并大致形成了对欧美媒介研究风格的区分，即把媒介置于政治怀疑与批判框架中的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与在既定政策参量内评估媒介系统功能的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虽然这种划分过于简单， 并且不断受到质疑，但学者们的共识是确定的：随着媒介机构、产品和消费的国际化，媒介研究不能局限在一国范围内，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以面对媒介发展的全球化问题。 几年前，英国学者约翰·科纳（John Corner 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 ）和苏格兰学者菲力普·施莱辛格（PhilipSchlesinger ）商议着邀请欧美著名传播学学者对媒介研究的进展作出权威性的评述，由此产生了由劳特利奇（Routledge ）出版公司于1997年在伦敦和纽约两地推出的 《国际媒介研究：批判性考察》 （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A Critical Survey）一书。 尽管自80年代以来，欧洲的一些学者就热衷于对媒介问题作大范围内的群体研究， 特别是所谓“欧洲媒介研究群”在著名学者卡伦·休尼（KarenSiune ）的领导下于1986年对欧洲变迁的媒介环境所作的一系列研究，至今令人回味，但这次在三位学者组织下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 欧美学者在这本评述性的著作中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对话，他们所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北美和欧洲媒介研究状况比较，国家、市场和传播体制，媒介研究与媒介政策。在对话中，该书的作者们保持着一种共识：美国是历史意义上媒介研究最初的焦点，并且在媒介的重构方面也走在前列，这显然与技术进步和宽松的政策相关，由此而来的影响波及美洲各国以及更远的地域，而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中，就媒介问题和文化政策而言，美国已成为时而被仿效又时而被抛弃的对象。当研究者面对全球媒介市场或着力于为东欧国家的转型而提供现代化、多元化、市场化的媒介模型时，美国就成为被模仿的对象，而当研究者潜心于文化层面的批判研究时，则往往关注欧洲文化的不同，强调媒介的地区特色。其实，从学理层面上讲，他们所看到的是媒介研究中市场研究模式和文化研究模式的差异，前一种模式的思考逻辑是经济逻辑，其动力是追求媒介运作的最大利润，因此，如何争取消费者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任何干扰自由市场竞争的要求（如规范节目内容、保持节目的平衡、禁止跨地域媒体经营等）均被视为违反自然，同时还强调媒介产品的同质性以减少生产成本。而后一种模式的思考逻辑则是文化教育的逻辑，讲求言论自由、美的品质、公共利益的考虑、观念整合、保护少数族群和青少年，重视文化认同与区域自主的保护，认为媒介在文化层面上应是多元而富有地方特色的，在告知和教育民众成为民主政治的一员方面，又极具文化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后一种想法使欧洲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维持到了80年代。但随着80年代以来商业与技术浪潮的冲击，欧洲人引以为豪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逐渐被瓦解。1980年，西欧17个国家共有41个电视频道和61个广播，绝大部分都是“公共”性质，而到1990年，一下子冒出36个商业频道，与40个公共频道及其他有线电视频道相抗衡。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对欧洲媒介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麦奎尔（Danis McQuail）等欧洲学者的说法， 欧洲媒介研究开始进入由“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过程，即以公共服务和政府控制为重要特点的“旧秩序”，受到新科技的冲击以及跨国商业势力的影响，进入抗拒、冲突及调适阶段，逐渐由新的媒介运作法规孕育出新的秩序，同时新秩序的基本规约再经过受众、市场的考验，导引出欧洲新的媒介模式——私人和不同的市场机会构成的私人媒介与公共媒介的双元系统。 然而，从这场学术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学者无意因为这种由“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变而抛弃传播学中的文化研究，而直奔美国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直线型分析。英国学者索尼亚·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 ）在解读美国学者卡茨（Elihu Katz）40年的媒介研究时，就以同情的理解显露出对这位美国学者整合欧美媒介研究风格的认同。在她看来，卡茨虽然一度沿袭社会心理学传统，但从其学术经历来看，他一直在从多元视角探讨个人对媒介事件的影响力（influence）问题， 从介入媒介影响力中的主要社团和人际网络的角色，到舆论形成的机制，再到影响媒介反应的文化和亚文化因素，通过并不单一的路径，他从“使用和满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转到在复杂的文化和技术环境下媒介传播过程的个性化研究。索尼亚·利文斯通进而指出，卡茨的媒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他对证据的重视、对单一或封闭的媒介效果定义的排拒以及对传播的社会和心理过程的通观，成就了他对媒介研究的贡献。显然，这种评述的意义不在于一位英国传播学者如何准确地评价一位美国传播学者的研究，而在于欧美传播学者所达成的方法论的沟通。在美国传播研究传统中，传播研究主要是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直线型分析，强调传播结构独立于社会结构，两者间的关系只有模糊的互动概念加以解释，其研究重点放在个人的、短期的、微观的传播效果上。而起源于试图发展一种批判的政治实践的英国文化研究则着眼于“一种不断思考如何在世界上进行干预的实践”，或者用英国学者霍尔的话来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参与。这种参与往往采取极端政治的形式，其目的是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并密切关注争取社会变革的实际运动。因此，文化研究学者把目光投向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意义和权力，试图将社会各部分纳入一个权力结构运作的整体，以宏观的方法来探讨传播的角色。 瑞典学者彼得·达尔格伦（Peter Dahlgren）对5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指出它围绕文化、意义与权力展开论述，在意义的诠释和价值判断上表现出比传统研究方法更强的敏锐性。尽管目前存在概念的混乱与内在的矛盾，影响了研究的清晰性，但与传统研究方法相比较而言，它对新形式下传播技术统治力量的批判会更有价值。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Elizabeth Fox ）对战后拉美地区在媒介和大众文化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评述，指出其研究进程是在改变国家与媒体的关系中展开的，自由市场的驱动力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已成为影响该研究领域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说，拉美的媒介与大众文化研究是在推动媒介市场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化中展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