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00）01—0075—07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梳理这一学科分支的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兴起于60年代的跨文化传播研究（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至少有3层含义：（1）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2 ）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3）上述2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 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本来就会发生正常的误解；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时，这种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3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 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 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 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认为，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它们试图用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 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的文化成分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地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出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偏重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 description， 另译作“深描”），建构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概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后者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1]因此， 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代发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研究视为对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研究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音乐、舞蹈、艺术、仪式等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薮；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