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发展的问题之成为理论关注的中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大众媒介迅速扩散到欠发达国家的一个结果，理论家们开始考虑媒介能否和怎样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社会科学中，D.勒纳、W.施拉姆、E.卡茨、E.罗杰斯等人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席勒等人对之作了批判主义的反思，这一反思不仅得到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的批判主义者的支持，而且被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的研究者所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为有关的争论和观点的阐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论坛和推动力。当今时代，世界背景中的美国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总的来说，它们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通讯技术和信息加工方面的突破相一致的。 就传播与发展的理论探讨而言，由冷战时期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所促成的以美国为基地的研究中心，从50年代到80年代，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兴趣参与进来，并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这可以从一批世界性的、专门或主要致力于传播与发展问题研究的杂志的出现中得到佐证。这类杂志有：《媒介发展》（伦敦）、《媒介亚洲》（新加坡）、《发展与传播评论》（泰国，现已停刊）、《Chasqui 》（基多——厄瓜多尔首都）、《发展传播杂志》（吉隆坡）、《第三条道路》（汉城）、《亚洲传播杂志》（新加坡），等等。在充满活力的、拓展性的研究中，诸如政治经济、大众文化、乡村发展、新闻传播、和平与安全等已经成为新的探讨课题。 对于美国来说，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方面，坐落在夏威夷大学校园内的东西传播研究所具有相当程度的重要性。它是由联邦政府所创建的、旨在促进美国和亚洲的知识交流和合作的研究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70年代，施拉姆曾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这里为亚洲学生提供奖学金，组织亚洲和美国的传播学学者的会议，从事研究，发表著作和研究报告。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个大学的另一名传播教授马杰德.泰拉尼安（Majid Tehranian）成为发展传播学中引人注目的研究者，他先后发表了《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传播、和平和发展：一个社群主义的观点》、《传播与发展》、《权力技术：信息机器和民主展望》、《来自耶路撒冷的信件》等论文和著作，并与他人合编了《世界和平的重建：站在21世纪的入门处》一书。泰拉尼安通过他的著作，努力表明我们关于社会、传播和发展的概念如何被20世纪知识生产中的“范式转换”所强烈制约。就是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信息社会和信息经济理论的发展，应该对原有的与传播和发展相关的各种概念和标准进行再思考。以美国为例：尽管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媒介发展水平在工业国家中排列最高，并就整个人的发展而言排列第六；但它在人的困惑和社会结构的软弱程度方面也是排列最高的国家，后者的明显表现是半文盲、吸毒、高犯罪率、失业等等。这表明，“美国社会沿着五个主要的社会断层线——阶级、种簇、性别、代际、宗教——而发生深刻的分裂。因此，整个民族的传播与发展的指标既可以表现在国家与国家的比较中，也可以隐藏在民族内部的差异当中。”（注：M.Tahranian,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in D.Crowley & D.Mitchell（ed.）,Communication Theory Toda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75） 早期发展传播学中的创新扩散模式在当代的背景之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同丹·麦奎尔所说，罗杰斯的“主导范式”尽管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仍然“十分有用”。70年代末和80年代末，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分别进行了“创新比研究发展重要”和“扩散比创新更重要”的讨论。在当今社会，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它可以使技术发明迅速转化为产品和商品，从而使整个经济具有活力。就扩散和创新的关系来说，高新技术领域有比较密切的关联。人类已经在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空间、和海洋等六大领域取得了空前的进展。但是，实现大规模技术扩散的领域目前主要集中在前三类技术中，而后三类技术还大都停留在技术创新的阶段。相比之下，前三类技术在现阶段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要大得多。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则从另一角度探讨创新扩散的问题，即将传播媒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媒介自身所具有的调节功能结合起来，考察媒介如何影响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建立，如何履行其社会参与和社会管理的功能。 传播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受到关注。过去30多年中，整个世界目睹了欠发达国家的某些惊人变化。南朝鲜、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已经进入了工业世界的行列中。其他诸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最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中国，自1978年“现代化政策开始启动”以来，它的年增长率大约达到10%。另一方面，大部分非洲国家、部分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仍然在极度的贫穷中徘徊，它们所得到的往往是负增长。围绕着传播在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经验主义和批判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前者是早期发展传播学理论的继续，其研究方法也往往是经验的，引出偏向市场解决和跨国公司向第三世界经济渗透的结论，认为媒介的参与是推进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后者则坚持主张这样的发展策略会加剧包括传播媒介在内的不平衡格局，其特征是通过全球性广告而导致的挥霍性消费、正常发展项目的搁浅、以及不公正的分工、不公平的分配和民族同一性的丧失，等等。迄今为止，现代化课题所面临的挑战在第三世界中已经引发出“超现代化” （ Hyper- modemization）、“ 反现代化” （ Counter-modemization）、 “选择性现代化和参与” （ SeclectiveModem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的争论；而在发达国家，则已经从“去现代化”（ Demodemazation） 转向“ 后现代化” （Post-modemization）的各方面问题的探讨， 这其中的纷争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关于传播与发展的理论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