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5年日俄战争，在半个多世纪里，帝国主义列强凭仗坚船利炮，对中国鹰攫鲸吞，瓜分沃土，当时的日本依据日俄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和日清签订的《中日会议东北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占有了旅大地区的租界权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及其权益，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屈辱的地位，亿万民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神州大地腥风血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尤为甚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使东北全境沦为殖民地，在屠刀下的东北人民成为被宰割的奴隶。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民心，培养驯服的奴仆，又在沦陷区积极实施奴化教育，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迄今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然而，如何看待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还其真面目，并从中汲取历史教训，这不仅是研究东北地方教育史之所需，而且是加强与改善中日两国的关系，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客观要求。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其中，首要的问题是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究竟是“王道乐土”的“和平教育”，还是殖民地的“统治教育”；是民族压迫的“奴化教育”还是日满亲善的“智民教育”；是政治韬略的“愚民教育”，还是强国富民的“济世教育”，诸如此类的见解，在近半个世纪里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纷繁复杂，莫衷一是，呈现出一片“色彩斑澜”的理论世界，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澄清、去论定。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哪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剖析，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运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还是从人道主义出发，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说解决正确的方法论问题，乃是统一认识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前提。 一、研究方法论的阐释 我们认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心主义。人所共知，世界万物都是客观存在，都有其运行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表现为发现和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却不能随意编造、改变它。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则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我们还认为只有在这条科学的认识路线指引下，才能正确选择和运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现代方法，从而才能正确采用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使之有机地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方法论体系。其中，哲学方法要讨论科学的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而“三论”方法虽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有较高的概括程度和较大的运用范围，但它却不能象哲学方法那样抽象地对待世界，而是较为具体地、精确地、定量地对待世界，是一种“胶合剂”，把哲学方法与具体的科学方法牢牢地粘在一起；它是一种“转换语言”，使哲学方法转化到各部门的科学方法之中，又使各部门的科学方法统帅于哲学方法之下。至于具体的科学方法，它在哲学方法和“三论”的指导帮助下，可供采用的方法是繁多的，歧异的，而不是固定的、万能的。它们是以课题研究的需要为依据而被纳入科研方法体系之中，起着攻坚的“尖兵”作用。这些具体的科学方法，在科学分类上可分为旨在了解过去教育发展状态的实验研究法。当前更新的科学分类则是把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分为五种类型，即历史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理论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此外，还有其它分类，但就其科学性来说，远不如上述的分类。显然，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教育，首要的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并要在其指导下，根据研究的需要，恰当地选择与运用“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追寻、探索和发现一个新领域，得出一个新结论，为科学殿堂增添一个新的颗粒。这就是所谓的“凿石取玉，剖蚌求珠”，决不该主观臆断、鱼目混珠、以假乱真。 现今，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采用科学的方法体系，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根据历史事实，做一番客观剖析，力求取得一个符合实际的共识。这是既有益于东北教育史学的研究，又有利于中日邦交的学术活动，相信会受到坚持真理、造福人类的学者们的欢迎和支持。 二、研究方法论的运用 研究方法论源于研究实践，高于研究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高级表现形式，它对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便没有正确的实践活动，也就得不出新的科学认识。同样，研究方法理论与研究方法运用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研究东北沦陷时期的方法论体系，其中的哲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根本的，起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是区分两种方法论体系的“灵魂”与标志，而“三论”方法和具体的科学方法则是从属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化和实际运用。据此，我们对东北沦陷时期教育，主要从以下三个部分进行研究。 （一）历史反思 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客观存在、是铁证。事实也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如果“起点有错、结论必误”，这是科研实践反复验证过的真理。想要起点不错，对待事实必须做到客观、翔实、公正。首先，我们来看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的实施状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已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悉遭破坏，各级学校被迫关闭。到1933年小学仅恢复9100所，只占事变前的小学13000余所的70%；学生数502100余人，占事变前的学生数747100人的68%；教师16290人，占事变前的教师数24400人的66%。到1937年，中学才恢复173所，占事变前194所的89%；学生33600余人，占事变前学生数38500人的87%；教师1600余人，占事变前教师数2400人的66%。1933年开课的高等学校只有2所，1935年只有5所，1937年也只有10所，占事变前30所的33%，实在少得可怜。可是，日本侵略者在对东北地区教育破坏的基础上，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措施： 1.为了加强对各级学校的控制，指派了大批日本人充当校长、副校长或学监、主持，以及教师，直接监视中国教师的言行； 2.废除排日教材，编审“国定教材”，强行向青少年灌输所谓的“建国精神”、“王道政治”、“日满亲善”，以及“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 3.将日语作为“国语”列为教材，并设置：“语学津贴”，以资鼓励，意在“使学生体认日本精神，努力发挥日满一德一心之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