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转换教育运行机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亟待解决。其中，考试制度的改革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因为考试制度涉及了整个的教育模式，也牵涉着教育领域中的许多社会问题。有人将围绕考试制度的教育内容、方法、运行机制的种种畸形表现称之为应试教育模式。早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等国的学者提出要警惕和研究应试教育模式，将它视为教育的病态表现。我国也曾经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进行研究和矫正，但由于这是涉及多方面社会因素的社会问题，光从教育内部找原因仍不够，必须把教育放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分析，方能从根本上转变教育模式，使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保证我国教育目的的实现。 一、应试教育的社会历史根源 考试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承担的社会功能也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它曾经是社会政治迈向开明的主要杠杆。即使在现代社会之中，考试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人才的选拔和教育质量的评价也要借助于考试这一工具。但是，广泛使用考试和建立起来的考试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功能，应试教育模式的形成正是这种负向功能的体现。教育模式是指各种教育要素的构成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由于社会文化传统的差异和现实社会结构的不同，就造成了教育目标、体制、内容、方法及教育观念的不同，由此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模式。而应试教育模式是指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围绕应试而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畸形教育模式。在我国，应试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我国的考试制度产生比较早，对世界的文明和政治选拔制度的发展来说是一项贡献。考试可以溯源于上古时代的帝王举荐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原始部落往往通过一定的方式推选统领自己的帝王，这些方式的原则是选贤授能，在程序上是包括衡察、试用和检验，这无疑是相当开明的政治。后来，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逐步建立了世卿世禄的政治统治，荐贤举能也成为鲜闻的佳话，如周代通过“试射”制来评估官员，并有“考试入仕”之称。这可以视为是考试制度的最初萌芽。当然这种考试仍是非常粗糙简单，只不过是遮人耳目的手段而已。随着奴隶制的瓦解，这种考试也被诸候之间的招贤养士所代替。 在冗长的封建社会里，封闭的自足农业经济和君主独裁政治，考试又被统治者当成选拔评价官吏的一种手段，并渐渐渗透到学校教育中，成为确定学校教育目的的依据。如汉代的大学是当时国家一个考试机关，每年实行一次类似抽签考试的“射策”称为岁试，学校实行相当严格的考试制度，目的在于控制学生的思想和督促学生的学习。到东汉恒帝时，改岁试为二年一试，以通五经为标准来考试授官，考不取的学生也可以再考不限，这样就把学校教育纳入政治的轨道，成为察举制的延伸。经过魏晋南北朝，“五品中正法”取代了察举制，授官的标准又发展到身、德、才、行、等四方面。隋炀帝始设进士科，用试策的方式来选拔官吏，标志着封建科举制度的开始。由于科举考试的科目与学校设置的课程基本一致，考试的方式又偏重于死记硬背（如墨义、贴经、对答等），牵制着学校教育的内容、方法。更把读书、应试、授官三者联系在一起，学校进一步成科举制度的附庸，读书应试成为学校教育的宗旨，应试牵着学校的鼻子走，这种模式一直沿袭至情代末年并成为学校的传统，家长望子勤读及第，社会以中举评价学校教师及学生，自然形成了“官为本体、读书做官”的价值取向，根植于民族的传统意识之中。 尽管科举制度被废除，但近代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仍继承着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残存着浓厚的应试教育思想观念。本世纪初的测验运动对应试教育模式有一定影响，在编制和运用教育测验过程中，将考试的内容及目标扩展到更广的范围，考试的形式也变得多样，并发展了考试的其他功能，如甄别差异，诊断学力、指导择业和发展方向等。但这又使学校教育中更偏重于使用考试手段，各种名目繁多的考试和测验直迫学生而来，不仅学生越来越怕考试测验，而且学校、教师也感到压力巨大。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了拔乱反正的积极作用，使学校教育有了生气，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社会对学校教育也更加重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考试又成为一种时尚，被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用以衡量教学水平和师资水平的工具，被社会公众用来了解学校教育的情况，也被政府部门、工矿企业用来进行招聘人员、评定职称、业务水平等。考试的功能已为社会普遍认可，在传统的“读书做官”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应试教育的模式也渐趋稳固，象一种社会恶疾一样使着学校教育向畸形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考试制度对教育模式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制约方面也越来越广，并且根植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之中，所以，应试教育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二、社会变迁与应试教育模式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用来对现代社会种种变化现象进行动态分析的术语，社会的变迁大至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小至社会团体、社会风俗、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既有整体的量变质变，也有局部的渐变突变，既有积极前进的变化，也有消极倒退的变化，既有偶然自发的变化，也有计划有目的的变化。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开放改革实质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的目标是指向现代化，而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向现代化迈进的一个转折过渡期。在这个时期中，新旧社会结构并存，传统观念和新观念重叠，特别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轨及社会利益分配的变化，孕育着许多矛盾和冲突。教育作为社会一个职能部门，既要承担社会经济发展及各方面变化带来的人才需求压力，也要经受来自各方面的新挑战和冲击，也必定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从商品经济走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首当其冲的仍是长期奉行大一统的教育体制。改革开放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制的转型，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引起人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文化需求及行为方式上的一系列变化。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受挑战，社会各方办学的积极性日益高涨，靠统一招生、统一课程教材、统一考试的手段来办教育，已经不适应社会多方面迫切需要人才的要求，学校单一的层次结构也被迅速发展的社会办学机构、行业培训形式所改变，无论是中等或高等学校，不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就很难在这种社会转型期中继续安稳地生存，更谈不上发展。这就动摇了整个保守的教育管理体系，因此，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二个文件中，都分析了这种情况，明智地提出要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教育体制，转变政府的职能，简政放权，使学校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这是社会变迁带来的教育变迁进步的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