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上，反响最强、影响最大的大会发言，要数世界比较和国际教育学会(CIES)主席、世界银行高级官员海纳曼(Sterhen.Heyneman)博士的题为“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危机(Educational Quality and the Crisis of Eduational Research)”的中心发言。海纳曼从比较教育学者与“世行”官员双重身份的角度，阐述了他个人对当前世界教育质量危机与教育研究危机的看法。尽管某些观点有些偏激，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作为这次大会的参加者，我现在把他这次演讲的一些主要观点介绍给大家，以期我们在当前国际教育研究危机的成因分析上也达成某种“共识”。 一、教育质量的危机 海纳曼认为：教育质量的危机目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但是，人们对危机的成因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对这种危机所表示的担忧，也往往因人而异。政治家和企业家关注的是：在教育滑坡的情况下，他们的国家如何在经济上获得竞争力；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关注的是诸如课堂管理、学生纪律和课程逻辑性此类的教育内部问题与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而学生家长担忧的是：在日趋复杂、不断变化的职业世界中，他们孩子的个人机会与前途。 对教育质量危机的担忧，也往往因地而异。在美国，人们主要担心的是学校课程选择上的过度自由，因为课堂上过多的文化和个人需求使学生在基础知识和技能上准备不足。在日本，人们担心的是年轻人适应未来世界的能力。因为正在走向世界的日本要求年轻人在观念、语言与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所准备，以适应未来的新角色；但是，人们担心这种着眼于未来世界的学校课程能否继续保留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基本要素。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主要担忧的是教育经费不足，因为许多国家维持学校教育的能力正在下降。在中欧、东欧和前苏联，人们担忧的是共同目标的丧失，因为计划经济的放弃与意识形态的开放使国家的目标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在教育充满危机，人们对此忧心重重的今天，海纳曼认为，我们作为专业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回答政治家、企业家和学生家长提出的一系列日趋强烈的质疑—一“我们的学校事实上到底有多好？”“年轻人被培训得有多好？”“学校被管理得有多好？”“与其他地方相比，我们这儿的学校有多好？” 二、教育研究的国际危机 海纳曼认为，对前面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尚无充分的答案，这反映了当前教育研究中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但反映在对自己学校教育的充分描述上，还反映在对教育问题的充分研究和对所需教育经费的准确估计上。他从自己作为“世行”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员之经历，例举了提高全球教育质量必需的描述性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谈到，对世界各国教育状况的了解和把握，我们做的甚至还不如20年以前。在非洲有些地区，我们正在失去对以下情况的了解：入学率、教师报酬、课本和其他教学资料的使用情况。我们对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地学校教育的描述性研究也不如以前。 国际社会在提高全球教育质量方面所作的努力，也不如20年以前。海纳曼谈到，与20年前相比，我们现在甚至“没有更好、更认真和更加综合的培训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资料室在提供技术性帮助方面的能力也在下降。在60年代，这个统计资料室在各国逐一地举办培训专题研讨会，召集各国主管统计的官员来巴黎教科文总部就教育统计的程序和方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这种有益的实践现在停止了。今天这个办公室几乎难以掌握大量的原始统计资料，更不能控制送来资料的质量。教育信息准确性的下降，使我们对各国送来的统计资料所具有代表性开始产生怀疑。 当然，海纳曼博士并没有否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所作的努力与所取取得的成绩。但是，他认为，就总体而言，目前国际教育研究的质量状况，与今天学校教育中出现的那些问题的深度和紧迫程度是极不相符的。 他指出，如果我们是医生，在不充分了解自己病人病情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确诊的，更不用说开出“对症”的良方。同理，假如我们是医生，我们便会呼吁社会关注目前的健康危机，会诚实地面对公众，承认我们眼下尚缺“确诊”所需的信息，并会反对任何对背景无知的官方革新措施或“治疗方案”。所以，为什么我们教育工作者就不能象医生那样做呢？ 三、危机的原因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海纳曼认为，教育研究的危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缺乏足够的科研经费；二是对教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缺乏专业共识。这两个原因是相互联系的。 1、经费不足 就全球而言，教育研究经费的分配是极不平衡的。在美国，分配到的教育研究经费，是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倍。因而就有人说，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教育研究的趋势，只要了解美国就行了。但是，即使在美国，教育研究经费多年来也一直以“不足”与“减少”为特征的。在80年代，用于其他方面的联邦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了约25%，而用于教育研究的经费却减少了1/3。目前的年教育研究的经费总额，只是年教育经费总额的0.0003%。海纳曼认为，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在一些私营大公司，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一般要占到其业务费用的16-28%。而且，基金会和其他非政府机构也很少参与教育研究。最近由美国国立教育科学院(NAE)主持的一项对28家主要基金会的调查表明：这些基金会用于教育研究目的的经费，还没达到其总拨款的4%。美国联邦政府，尽管对教育质量在政治上表示出了极大关注，但是，联邦政府在财政上对现在至2000年教育研究和开发的总投入还不如对一种新型轰炸机的开发研究的投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在1992财政年度用于抗癌药物研究开发的经费，竟比以后15年教育研究与开发的总投入还要多。为此，海纳曼提出了一连串引人深思的问题：发生在美国的这些例子是否只是了孤立的社会现象？有哪一个国家对教育研究的投入会象对公共卫生或国防研究的投入一样？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与其他领域相比对教育研究的资助是如此之少？为什么当对教育的政治关注正在增强时对教育研究的财政支持却在减弱呢？既然各国政府都把教育问题列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那么就为什么不能以对健康、国防同样的关注率重视（解决这些教育问题所必需的）教育研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