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111（2000）04—0040—06 如果以真正的科学态度和学术良知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状况进行估价，那么，我们不应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正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在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移植到中国近百年的今天，这个事实确实是令人震惊的。 一、危机的表症 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是全面的和基本的，这种危机表现在学科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 1.研究队伍的萎缩。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学科专任教师的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虽没有关于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专业人员数量的确切统计，但可以做一个基本估计。据1995年年统计，全国共有高等师范院校236 所（含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院242所。其中，设置教育专业的高等师范院校大约42所、教育学院约79所，总计121所。 若按每所院校平均有两名外国教育史学科的专任教师计算，那么总数大约为250人。而事实上， 许多院校通常只有一名专任教师。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院校实际上是由从事其它学科教学的教师兼任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工作，因此，这个数字还将打些折扣。依据这些情况，较为乐观的估计是，目前专门或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数大约在100人左右。 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的存在，是进行学科研究的基本条件之一。虽然说研究人员数量的多少与学科研究的水平高低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当某个学科研究人员的数量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减少，甚至减少到仅能维持教学的状况时，其中必然存在着令人深思的问题。 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急剧萎缩，既是学科研究危机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危机的结果。学术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在社会中处于中心或重要地位时，它必然吸引众多的杰出人才集中到它的大旗下（古代的哲学、近代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无不如此）。近十多年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和比较教育等都曾吸引或仍在吸引大量的新生力量）。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不仅未能吸引一定数量的新生力量，现有的队伍反而在不断萎缩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即这个学科的“吸引力”的日益减小。而这种现实又与学科研究本身的状况具有直接的相关。 2.人员结构的失调。如果说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的萎缩还只是一个外在的现象，那么，这支队伍内在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则是基本的。从目前的状况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结构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队伍年龄结构失调。随着人事制度的变化，近年来，由于一批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老专家陆续退出现职，一批中青年学者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必要的过渡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任务，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中原有的较为合理的年龄结构（这个结构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形成的）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被打破了。虽然是现行人事制度造成了这个结构的破坏，但它所产生的后果却绝不仅仅是“人事的”。由于外国教育史学科具有很大的史学研究的特点，因而，积累、继承是学科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个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学者，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知识积累，才有可能对教育历史发展做出总体把握，从而进一步选择研究课题，进行开拓性的研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群已基本完成这个积累过程的老专家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一群尚未完成这个过程的中青年学者则不得不在缺乏必要准备的情况下承担起本应由他们的上一辈承担的工作。这种状况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不利影响是极为严重的，目前所能看到的还只是很小的和较为次要的一部分。 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队伍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知识和智力结构的失调。这一方面表现为语种的单一，即大多数研究人员所掌握的主要是英语，还有一部分掌握日语、俄语。掌握德语、法语等重要语种而又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人数极少，更不用说其它语种了。语种单一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问题是，资料来源的局限，而这又直接造成研究范围的局限和研究水平的局限。几十年来，许多专家一直呼吁突破外国教育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但时至今日，外国教育史仍主要是欧美教育史。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所能利用的直接资料数量过少。而严重缺乏原始资料的历史研究，又怎么能够期望它取得创新和突破呢？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本身所受的学术训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智背景较为狭窄。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原因，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在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科中进行，这使得大多数从事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学者通常都缺乏严格的史学训练以及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素质（我坚信，这种缺陷过去和现在始终是阻碍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进展的内在原因之一）。理智背景的单一和狭窄既不利于产生思想的交锋，更不可能形成广阔的视野。 3.研究工作的失范。由于传统学术研究方式的影响，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着不注重学术规范的问题。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既不提供前人的研究进展综述，也不提供资料来源，甚至在没有任何原始史料而只凭借二手、三手资料的前提下“既述且作”。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部分研究人员个体，也表现在整个学科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事实上一直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工作过于集中在学科局部的研究，过于局限于西方近现代教育家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研究工作重复进行，使本来已经非常有限的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利用。这种现象的长时期反复出现，事实上说明外国教育史学科本身还远未成型、成熟。 研究工作的失范同样表现在学科基础建设的严重滞后。外国教育史学科在本质上具有史学的特征，因而，史料是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基础所在。而且，与中国教育史学科相比，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史料建设本来就是“先天不足”，这就更需要加倍重视史料建设。但事实是，这方面的工作一直严重滞后。除一些前辈学者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先后组织了几项史料建设的工程外，近年来几乎没有较为系统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工作。而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学风的影响，当前对史料建设意义的认识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从目前的状况可以做出初步的判断：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史料危机将是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的最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