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包括教育事实研究、教育取向研究及教育工程研究三种基本类型。由于这三种研究都有其自身的研究目的，并因此对教育实践具有特定的服务功能，故而对于指导教育实践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另一方面，由于教育是一种方向性与预期性色彩很浓的实践活动，教育事实研究说到底只能为提出、支持或批判特定教育取向提供事实依据，教育工程研究也必须在一定的教育取向率引下进行，因而，关于教育的应循方向及应达目标的研究，亦即以阐明教育的“应然”状态为旨归的教育取向研究，在整个教育研究的结构中也就不能不占据一种“魂灵”的地位。因此，我们对于教育取向研究的状况也就不能不予以特别关注。这些年来，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对于教育取向的研究应当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就研究者自身因素来看，既有“技能”层面的问题，更有“思想”层面的问题。本文主要目的是结合“思想”层面的一些突出问题，阐明我国的教育取向研究本身的“应然”状态，并求教于同仁。 一、教育取向研究必须直面本土教育需求 我国教育取向研究的第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少研究与我国当前教育需求相脱离。它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这些研究很少、甚至完全不去考虑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不去分析我国当前教育实践的主要问题与主要需求，而是仅仅关注、或者首先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并以这些国家教育实践的现状与走向为尺度来判断我国当前教育实践的应有取向，确定教育取向研究的课题。其所研究的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非本土”的问题。 其二，这些研究很少、甚至完全不去顾及语言的文化可融性要求，而是一味搬用西方教育学者在其自身文化土壤中所创构出的整套话语系统，包括思想的逻辑与展开、模式框架的构成与呈现、概念的内涵与表达、关系的确定与处理等，完全用这些话语系统来解释我国教育实践的现象与问题，阐述应循取向。可以说，这些研究所使用的其实是“非本土”的语言。 其三，作为上述两种表现的必然后果，这些研究最终提出的关于教育应有取向的诸多主张，每每同我国教育与社会的当前需求相去太远，近乎于“空想主义”。于是，不能被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所接受（在许多场合下是被“敬而远之”），无法对我国当前教育实践产生实际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研究所产生的其实是“非本土”的结果。 教育取向研究若不能直面我国的教育需求，所提出或支持的教育取向若不能适用于我们当前教育实践的改善或改造，那就毫无存在的意义。对于这种研究本身，我们是不难提出批评的。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种研究本身，而在于作为其思想支撑的“研究观”，即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教育理论界颇为流行的所谓“国际接轨观”。按照这种观点，我国的教育研究应当同国际接轨，应跟进国际学术潮流，应站在国际学术前沿云云。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取向研究真的必须与国际接轨吗？在教育取向研究领域中，真的存在着一个所有国家均须奋力推进或跟进，准确来讲是西方国家在前导引、其他国家都应趋之若鹜的所谓国际学术潮流吗？真的存在着一些公认的国际学术前沿吗？对于这种研究观，笔者以前也持同见，（注：吴康宁：《对我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思考》，《教育研究》1992年第12期。）但经过认真反思，现在持否定态度。原因在于，至少就教育取向而言，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所谓教育的“前沿性研究”，首先应当适应于本国教育的主问题域。反过来说，只有在本国的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这样，不同的国家也就可能有其各自不同的前沿性研究。在教育取向研究中，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均须认同的所谓国际学术前沿，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均须跟进的所谓国际学术潮流，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均须接续的所谓国际轨道。盲目地认同这些“前沿”、跟进这些“潮流”、接续这些“轨道”，很可能会对本国当前教育实践的合理发展产生误导。 当然，国家教育的主问题域可能会涵盖一些全球性的教育问题，但这些全球性教育问题正是因为涵盖于各个国家教育的主问题域中，才有通过各个国家的教育实践获得解决的可能。对于一个国家的教育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尚处于不发达阶段的国家的教育研究者来说，思考教育取向研究的正当逻辑应当是，首先立足于本国教育的当前迫切需求与实施条件，对本国教育进行脚踏实地的了解与分析。事实上，即便是西方教育学者，他们自二战以来陆续予以极大关注并倾力研究的一些所谓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教育问题，诸如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民主、环境保护与教育、信息化发展与教育等，也无一不首先是他们所在国家陆续面临并迫切需要作出解答与解决的重要问题。 如果不顾本国实际情况，一味强调教育研究要与国际接轨，要跟进国际学术潮流，要站在国际学术前沿，那么，我们的教育取向研究就可能会延误我国当前教育实践的合理发展。对于一些不去、而且也不想深入了解与分析本国教育实践的研究者，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不要把目光只是盯在国外教育动态上，而应更多地关注本土教育需求；不要把精力只是耗费在对于国外教育研究的研究上，而应扎根于自己的土壤，致力于建立与发展本国教育理论，指导本国教育实践；不要盲目地跟进所谓的国际教育学术潮流，这些潮流也许会把我们当前的研究引向歧途。 因此，教育取向研究实在是一种本土化要求很高的研究。至此，我们可以明言这种研究必须至少具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研究的“课题”必须是关怀本国教育实践的问题意识的产物，必须是审查本国教育需求及其实施条件的结果；研究的“语言”必须具有“本土可读性”与“本土可言性”，必须成为沟通研究者与实践者的桥梁，而不是阻隔研究者与实践者的障碍；研究的结果必须对于本国教育的改造具有圆顺的解释力与强劲的导引力，必须成为本国教育理论的有效组成部分。 二、教育取向研究必须直通相应的教育工程研究 教育取向研究的第二个突出问题是，大部分研究都与教育工程研究相分离。这是一个老问题，且在今天有日趋加剧之势。其典型表现是，研究者在提出或批判了关于教育的某种价值取向之后，便算是完成了任务，不考虑究竟如何去实现或纠正自己所提出或批判的那些教育取向的技术路径，亦即不向前再迈进一步，进行相应的教育工程研究。其结果导致产生以下四种伴随现象。 一是教育取向研究者对于实现或纠正教育取向的现实可能性无法获得真实、准确的把握。而这种真实、准确的把握对于证实或证伪特定教育取向的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