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亦即言语，是语言学、文学和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实际上，教育学也存在话语现象。它既标示出了教育学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标示出一个时期或一段时间内教育研究的兴奋点。10多年来，中国教育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说了些什么，对于今后如何发展教育研究大有裨益。 一 如果说，80年代末以前的10多年间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纷繁复杂的话，那么，80年代末的后10多年（亦即剧烈转型时期）中国教育研究的话语渐趋定型。总的来看，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教育”。 1988年前后，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启动，中国教育研究渐趋活跃，并开始走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对中国旧有的经济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对教育也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中国教育工作者第一次真正把教育与经济联系在一起，探讨二者之间的异乎寻常的关系。探讨的内容又主要集中在“商品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以及“教育产品是否具有商品性”这两个方面。这一话语持续的时间大约为一年多。 一般地，持续时间太短的流行语难以对主流文化产生太大的影响。目前我们还不太好判定这一时间以多长为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教育”这一话语，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它表明了教育研究试图摆脱建国以来政治的束缚，尝试着从制约教育的经济因素那里谋求发展的动力。其次，围绕着这一话语，中国教育研究开始建立某种研究模式的努力，即以相加切换的方式将彼时状态下社会的兴奋点作为教育的研究对象。在这一时期，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建设已有“日暮西山”之感，大量的应景之作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构建“学科大厦”的“元素”，而“学科大厦”的构建却因缺乏中介而无法运作。质言之，围绕着这一话语，教育研究的理论色彩日渐淡薄。再次，最重要的是，这一话语为躁动不安的中国教育理论界提供了一个宣泄的机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相对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而言，教育学的发展最为缓慢。在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学还没有处于与哲学等社会科学平等对话的同一层面，这就难免造成研究者的心理失衡。因此，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经提出，教育工作者蜂拥而上参与探讨就不足为奇。实际上，这一话语的提出，不仅为今后中国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心理范式。 第二个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央十四大召开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迅速成为新的教育话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通过这一话语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态度、研究精神和研究方式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甚至研究队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这一研究话语扭转了人们在教育研究中过多借用政治术语的倾向，从经济学中寻求新的支撑点和动力机制成为此期教育研究的显著特征。这一话语的学术意义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学学术传统已经分崩离析，并且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其次，通过这一话语所体现出的研究方式也值得引起重视。在此话语出现之前的40多年间，新中国教育研究的方式总体来说是较为轻视个案研究，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这一话语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不少研究者通过对一些个案的研究来印证或反驳某些结论。这些个案主要集中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当然，如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教育”这一话语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在理论建树方面亦存在一些缺陷，这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对教育的迅猛冲击，使得人们还来不及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思考；简单化的术语移植和理论演绎对教育理论本身的构建助益并不显著。 再次，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围绕这一研究话语所涌现出的研究者呈现出地域分散和职业分散的特性。如果说此前教育研究话语的讨论多集中在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集中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讨论者的职业身份和地域分布就要复杂得多。参加讨论的人员中，除专职教育理论工作者外，还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管理工作者、广大教师。这些人分布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与讨论人数之多，地域和职业分布之广，为其他任何话语的讨论所不及。可以这样认为，这一话语的讨论使得教育研究第一次真正体现出了群众性的特点，从而使得教育研究的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第三个方面，关于“教育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教育”大约流行了三年，到1995年，由于市场经济的积极影响，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教育也不例外。于是，一批富有忧患意识的中青年学者提出“终极关怀”的命题，提倡“人文精神”的复兴与回归。在这种状况下，“传统文化与教育”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两方面的促成，使得“教育现代化”这一话语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