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风云交汇、人类历史走向新里程之际，江泽民同志以战略家的恢弘气度纵览全球、总揽国事，其中，他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精湛深邃的论述，是在充分汲取邓小平教育发展战略观精髓的基础上，针对90年代以来国内外经济、科技、教育诸方面迅捷发展的新走势而作出的新分析和新判断，形成了富有鲜明时代特色、别具匠心只眼的教育新思维，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历程的指南。 其一是教育发展优先说——在两大发展战略的高度上予以确认和强化。江泽民指出：在优先发展教育的问题上，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态度是一贯的（注：江泽民参加四所交通大学座谈会时的谈话，《文汇报》，1996年3月29日一版。）。他以坚定的语气重申这一基本立场， 表明完全继承了邓小平教育发展优先的兴国理念，并同样植根于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基础条件这一深刻认识之中。而另一方面江泽民将教育发展优先说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融合在一起，因而赋予其新的涵义和新的生命力。他简明地表示：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关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地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中国跨世纪发展宏图的重要方针（注：江泽民参加四所交通大学座谈会时的谈话，《文汇报》，1996年3月 29日一版。）。这就正式把教育优先发展与全球范围内蓬勃兴盛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更新颖、更深切地昭示了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人，这就使我们重新考虑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传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视物质资本的积累为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源泉。这种忽视人的活动作用的唯资本论，正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美国哈佛大学罗伯特·巴罗等人对生产四要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妨碍和延缓穷国赶上富国的因素，是人力资本的缺乏而不是有形的物质资本。固然，我们并不否认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灵魂是潜蕴着巨大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劳动者。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资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技术、信息和创造性思维和能力的人才成为主宰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战略资本。如果说物质资本在生产中只是简单地转移自身的价值，那么人力资本不仅实现物质资本的转移，更能创造新的、更多的价值。素质良好的人力资本既节省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本的数量，又能使物质资本与生产过程有机高效结合，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后劲保障。这样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出现了下述空前的新趋势：从物质资本决定论向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大转移，从有形的物力资源开发向无形的、深层次的人力资源持续开发大转移。就中国跨世纪酥代化战略的实施而言，必须确立这样一种长远的富于建设性的新观念：数量庞大、位居世界第一的人力资源，是中华民族迎接挑战、兴国强国的第一资源。而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到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很好地通过教育来深度地开发这笔丰富的人力资源，以致造成正如江泽民所深切忧思的这种现状：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注：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教育振兴全民有责》，《人民日报》，1999年6月16 日一版。）。因此，我们应当顺应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避免袭用以物质资源或资金资源为开发重心的某些特殊国家的发展模式，而从自身人力资源丰厚、开发潜力巨大这个特点出发，坚定不移地走有力度、有深度的开发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其二是两个重要转变说——伴随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而予以革新。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的经济工作正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两大重要问题：一是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要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这也可以说是当前全国教育工作面临的两个重要转变（注：江泽民参加四所交通大学座谈会时的谈话，《文汇报》，1996年3月29日一版。）。这里， 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是指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者关系其实就是由前者的生产关系改革来促成后者的生产力发展途径和方式的重大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数量扩张和质量效益并重、尤以质量效益技术含量取胜的路子，这是日益提高的生产力水平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一种必然的内在要求。在如是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教育也必须改变既往的发展型态，变盲目扩大教育规模、片面追求升学率、教育的“产出”与“需求”严重脱节为合理发展教育规模、努力追求教育品位、深入拓展教育内涵，真正顺应并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走势。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虽然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受制于保守的教育观念和僵化的教育体制，其质量和效益大打折扣。我们看到，在教育流水线终端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畸变现象。首先就人才的质量而言，传统的应试教育在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之间更偏重于前者，轻视个体生命的理想、道德、情感和意志品格的养成；在智力因素内部则倾向于知识传授和认知能力及应试技巧的培养，轻视个体生命的逆向多元思维方法和质疑批判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透彻地说，如是规范偏窄的教育实在是对人的潜智潜能的埋没和对人的个性特长的斫杀，是对生命本质惨酷的异化，并导致50年来鲜见拥有伟岸高迈的人生理念、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纯洁高尚的道德人格之创业者去问鼎诺贝尔奖——斯诚痛哉！恰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所深刻揭橥的那样：以一统的审美观规模天下之梅，必致“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的惊人恶果，如是框格，岂不令天下之梅病耶！其次就专业技术人才的结构而言，高级专门人才与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才的布局失衡，大量高级专业人才拥挤在科研院校，人浮于事，难以展现一己之长，而在广大农村和基层事业单位严重缺乏理论扎实、技术精湛的应用型人才。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趋向健全和完善的新形势，还需要思想开放、信息灵通、善于驾控和调节市场、善于开拓新的领域并形成新的生产力的大量经营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正是出于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考虑，江泽民同志才提纲挈领地指出：我们培养人才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着眼于长远，统筹考虑各级各类人才的培养（注：江泽民参加四所交通大学座谈会时的谈话，《文汇报》，1996年3月29日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