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时代商报》文章“应试教育遇到难题，天才文学少女考试不及格”，值得一读。如果说，1997年《北京文学》发表邹静之等三人有关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批评文章，是近20年来来自教育界以外的第一次重磅轰击，那么，这次有关张天天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或许将成为更加深刻而又猛烈的第二次。这是因为，前者的重炮还只是瞄准了语文单科的有关问题，而这一次则明显迥然不同，它已深深触及在教育环境下一个人的发展和成才的大问题。勿庸讳言，有关人的发展和成才乃是攸关古今中外教育的终极问题。因此说，“张天天现象”对时下广为流行的若干教育观念提出了挑战，大约是不算为过的。 受到挑战的第一个观念是，在学校里究竟学多少知识为好。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和教书人都信奉“多多益善”这条准则。从千百年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到今年初某大报评论断言“掌握知识越多，越容易产生新的联想、新的见解、新的创造”，类似的论述和观点，可谓举不胜举。但是，“张天天现象”似乎给这类理论浇了一瓢冷水，因为小天天的文学创作始于小学，成于初一，显然有悖于教育领域里这条常理。“张天天现象”在提醒我们，应当重新重视毛泽东同志异常丰富而又深刻的教育思想，比如关于从学生负担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的指示。“张天天现象”也提醒我们，有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恐怕根子就在于人人都深信不疑的学习知识“多多益善”这条准则之中。据有人作过统计，从1950年到1998年，教育部曾下发过29个文件要求减轻学生负担，平均一年半左右一个文件。结果呢，仿佛历史在和文件开玩笑：学生的负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如同文件的数量一样在年年长，月月长，学生甚至已从“背着书包上学堂”，进到了“拉着书包上学堂”的“历史新阶段”。显然，问题根本不在于诸如留不留家庭作业，书包带不带回家这类表象上，而在要求学生学习的知识总量太多了。“张天天现象”还提醒我们，应当听一听大洋彼岸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忠告。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沃森（J.D.Watson）6年前曾对一群中学生说：“不要学得太多！”在国人的印象中， 美国基础教育是不好的，因为学校教授的知识，不论是数量还是进度都远不如我国。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沃森还要求美国中学生“不要学得太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如果沃森是对的，那么，如果有一天他来中国的话，他一定会告诚中国学生，不要学得太太太多。 其次，在学校里学习基础知识是否一定要又宽又厚又深为好。多少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和教书人都信奉“厚积薄发”这条真理。老师在教学生时常以此为忠言；名校校长在介绍自己学校优势时，也常常会提到这一条。但是，“张天天现象”似乎也给这一观念浇了一瓢凉水，因为小天天之发愤文学创作的基础，无论怎么说也是称不上“厚积”的。相反，许多人从小学、中学，读到大学中文系毕业，算是“厚积”了，但结果却没有“发”出什么文学之花。据有人统计，当代作家群中，出身于大学中文系者十分寥寥。难怪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曾开门见山地说：“进我中文系的，将来不要指望当作家。”与基础知识宽、厚、深相关的，还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观念叫通才教育。通才教育的本意，从光绪皇帝为京师大学堂成立的御批到今天，大约都是指学校教育要宽泛一点，以为尚不能确定的日后社会需要之用。这是没有错的。但不能不指出，通才教育在许多人的笔下的确颇有变味之嫌。他们把“通才教育”变成了什么都要教、什么都要学。君若不信，请看有人在论述素质教育时开出的“素质”清单，便知一二。其所列要求学生具有的“素质”之多之详，犹如京城各大饭店长长的大菜单。有报道说，中国医学科学家访美时和美国同行讨论起为什么中国学生基础功底厚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美国同行回答说：“或许，知识的洪流麻木了他们的头脑！”“张天天现象”出来了，真可谓异曲同工，其中所隐含的，不也正是美国医学科学家指出的中国学生身上存在的貌视合理而实是弱点的道理吗？ 第三，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系统是否一定是完整又完整为好。多少年来，中国的读书人和教书人都信奉“循序而致精”、“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的古训。任何一门课，言必从知识的源头讲起，且其间一点也不能落掉，否则就感到“不够系统”、“不算完整”，因而也就认为“不科学”。但是，“张天天现象”似乎又给这种教学观念浇了一瓢凉水，因为小天天之开始出版她的小说，并非在完成系统学习之后：她大概没有学几句文言文，更不用说“博览”古典群书了；她大概既没有遍读30年代名家名著，也没有读过多少当代作家的名作；她大概还不曾读懂托尔斯泰，更勿论凡尔纳、威尔斯科幻小说了……。一句话，张天天没有“循序”，但却已有“致精”，以致于“1999年5月7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张天天作品研讨会，她成为中国作协有史以来开作品研讨会年龄最小的作者”。其实，文学创作如此，科学技术创新亦然。我国老一辈电子专家认为，中国半导体、计算机研究起步不晚，当时实力也不差，据说至少不比日本差。可是50年过去了，我国在信息技术领域里与日本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大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之慨叹！何也？细究其因，当然是颇为复杂的，但从教育的角度看，的确我们的必须“循序而致精”等教育观念，难逃干系。现实是，我们在学校里教授的理科内容和体系竟然“类似于自然保护区的物种”，近一个世纪以来均无多少变化。在参观之后，难怪比尔·盖茨曾对我国计算机教学居然从布尔代数讲起大为惊讶。因为且不说人类的知识系统十分庞大而又复杂，而且其发展速度早已呈指数增长，还因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即使按“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标准计算，每个人是无法穷尽人类已建树的整个知识系统的。但我们的学校教学中依然在片面地追求学校教授知识的系统化和完整性。结果是，教学内容繁，学生负担重，距离前沿远，即使优秀老师想给学生讲授最新知识前沿的进展，大约也早已没有可供安排的课时了。 第四，在学校里如何实现因材施教和把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度始终是一个大难题。多少年来，中国教育总是统一性有余而多样性不足，僵化有余而灵活不足，模式化有余而因材施教不足。“张天天现象”本来是一个赫然高拔的好范例，好似给某些传统教育观念击一猛掌，至少也是足资反思的。可是，在“张天天现象”面前，从教育的角度看，真正使人感到沉重的倒不是小天天的“未来如何”，而是对人们有关小天天忧虑的忧虑。来自教育界内外的“想不通”和“忧虑”，尽管表达方式不同，但归纳起来看，人们总是担心张天天基础学得不扎实，将来考不上大学，甚至影响成为栋梁材。显然，担心不无道理，且从传统的教育和升学模式看尤为如此。然而问题也恰恰就在这里。一方面，上述为小天天的担心均没有超出传统升学、成材模式的框框，另一方面，在担心的背后也不难看出，是对因材施教认识的简单和对人的发展多样性认识的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大家都知道，华罗庚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数学家，但他的成才却是反传统教育模式的：华老出身贫寒，且只有初中学历，因为早早显露数学才华，被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发现，从江南小县城一步调进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然后，一边研究，一边补习和旁听大学课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代世界乒乓名将邓亚萍。据河南教育时报报道，邓亚萍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她也是卸甲退役后才到清华大学和英国再补课学习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小天天目前的学习状况的忧虑，有一点是可以的，但大可不必太忧虑。当然，笔者在这里举的两位均是功成名就者的例子。可以想见，像与华老和邓亚萍奋斗道路相似者，肯定还有很多很多，但他们不见得取得什么大的成功，甚至连小成功也没有。这也是属于社会常理范畴之内的事，因为要奋斗总会伴随失败和艰辛。要对小天天说的不应是忧虑，而应是希望，希望她能自己把握自己，自己走自己的路，学会学习不忘创作这一手的同时，还要学会另一手：创作不忘学习。只有把这两手都掌握好，她就一定能创作得好，学习得也好。但归根到底，路在小天天的脚下，走什么路要由她自己决定。社会和学校的责任是给她建议、忠告和帮助，而不需要杞人忧天，也不需要越位操作，更不需要包办代替。“张天天现象”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教材。一切有志于研究和推进教育改革的人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而且要真正读懂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