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划分，近代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可分为租佃、雇工与自耕三种形式。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是发生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而自耕较多地反映了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以往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乃至近代时人的社会调查、方志写作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小自耕农、佃农的家内劳动关系及户际劳动协作关系（即在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帮工搭套”）重视不够，甚或将其完全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小自耕农家庭成员之间不存在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但在耕地、播种、收获等农忙季节，农业生产所需的人力、畜力、农具投入都较平时为多，这时就需要小农户间人力、畜力、农具的劳动组合。这种劳动协作所反映的就不仅仅是小农户的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户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习惯法的意义上，这仍然是一种契约关系。由此说来，租地农户会面临两种契约关系，即租佃关系和户际劳动协作关系。 一、租佃经营的民间惯行 清末至民国时期，因地权渐趋分散，山东农村的土地租佃比例较小，佃户占总农户的11.1%，半佃农占18.5%（注：《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乙），第65页。），但租佃关系的分布却较为广泛，几乎80%的自然村落存有租佃关系。据抗战后期的调查，鲁南2528村，有租佃关系者1981村，占78%；鲁中区沂蒙县1000个村庄中，有租佃关系者867村；鲁南区600个村，501村存在租佃关系；泰山区五个县1012村有租佃关系者909村，莒南县513村有租佃关系者430村；就连一向认为租佃关系很少的淄川山区，据减租减息时调查，129村有租佃关系者89村，亦占69%（注：《山东租佃关系分布概况》，载《山东群众》第7期，转引自朱玉湘《近代山东的租佃制度》，见《山东史志资料》1984年第1辑。）。因大地主较少，在存有租佃关系的村落中，仅有少数几户出租户，且情况较复杂，有些是鳏寡孤独没有劳力，或是土地太少，又缺少耕牛、农具和种子，只好到外地谋生，被迫将土地出租。在村地主一般是不出租土地的，多采行雇工经营方式，只有不在村地主（包括城居地主和外村地主）在多数情况下才出租土地。 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永佃制，在山东极为罕见，在全省比较普遍的租佃制度是分成租佃制与定契制两种。依分成租佃制，“人工牲畜农具概归佃户担任。肥料种子则多由主佃双方均摊。至收获物则按一定之比率分配，有平均分配者，有四六分者，亦有三七分者。分租制大概无期限，可以继续耕种多年，亦有一年一易者，无押款，亦不另立契约。此种制度，于丰年时佃户固可以多得利益，若遇荒歉，则佃户所分得之一部分，常不足以补偿其资本与劳力。”而定额租制，则“耕作费用，统归佃户担任。地主坐享固定之地租，地租或以物纳或以钱纳。包租制有一定之期限，或三年或五年，须凭中书立契约，写明地租定额及包种期限等。……无论包租或分租，所有应纳田赋及各种捐税，均由地主负担。”（注：《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乙），第28～29页。）分租制与定租制只是出租户与佃户之间收益分配的不同方式，如分析地租形态，则可以进一步划分实物分成租、实物定额租、货币定额租与劳役地租。 分成租制的收益分配形式，一般以交纳一定比例的收获物为主，故称实物分成租，这类租佃形态占全省各类地租的39.1%。以分成租制为主的，有博山、峄县、济宁、郯城、莒县、沂水、曹县、城武、定陶、茌平、安邱等县。分成租佃制在各县乡间又有不同的惯例，有的叫外分子牛，即一切农具、牲畜、种子、肥料全由佃户出，收获后佃户与地主平分，这在土地肥沃的地方较为通行；有的叫里分子牛，地主养牛，佃户使用，牛草归地主，佃户负责铡草垫栏，肥料归佃户使用；有的叫赔牛客，地主买一头牛，借给佃户用，作价要佃户逐年偿还，而佃户有好多年还不清者，实际上带有高利贷性质。还有叫估租，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是由地主估计产量，向佃户多要粮或要好粮；有的叫抽陇子，地主看好哪几拢就割哪几陇，剩下的归佃户。 这种分租制，名义上是平分，但享有土地占有权的出租地主一般在收益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在鲁西南曹县的高韦庄，租佃制度以分成租为主，又分两种，“（一）停种——佃主只出地，所有种地的家具及牲口、人力都出到佃农身上，种出来的庄稼两边平分。（二）三七分——佃农只管出力的事，所有牲口及家具都是佃主的，分法是佃主分十分之七，而佃农则十分之三；凡是杆草、麦秸之类，佃农都没分的权利，理由是这些须给牲口吃。然而在停种地，佃主虽是并不养一个牲口，杆草麦秸却是一斤也不能少分，理由是得‘均分’。在停种地中，种子照例是佃主先拿，等到粮食上场，再行收回；各家的办法则是以官堆（指主佃未分之前的粮堆）上一升种子收回三升。……至于佃主要从一升取三升的理由是这样：官堆即还没分，三升里头应有他自己的一升半；余下的那一升半，则是一升本，半升利。（注：韦昌骢：《山东单曹县农民的痛苦》，《村治》第1卷第7期，1930年9月。）。 与此相类似，鲁中有些县盛行伙种制（又名“干提鞭），一切农本（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供给，佃户仅出劳力，因此租额较高，地主分得六成或七成（注：薛暮桥：《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土地组总结报告（草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211页。）。莒南县的“双除种”法与曹县高韦庄一升种子收回三升也较相近，即“如种地时用地主的种子，收下来归还，借一还二，如种一亩麦须种子八斤，收下来就得扣十六斤给地主，一般每亩可收八十斤麦，扣去种子十六斤，后再平分，佃户就只能分到三十二斤。往往在歉收年成，把收下的粮全给地主充作种子还不够，欠下的第二年仍须补交。”（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莒南县三个区十一个村的调查》，载《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3页。）一般说来，凡是征收实物分成租者，多是土质瘠薄或容易受灾，由于农作物的产量没有保障，从而采用分成制；在村地主给佃农提供生产资料，监督佃户生产过程，利用分成制可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甚或佃农的必要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