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农业非常发达，它与传统中医一样，堪称中华文明最富有生命力的精髓。那么，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文化是怎样适应新的发展趋势，步履维艰地走上坎坷的近代化之路？本文拟从中西融合的角度探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农业嬗变的主要特征。 一、中西交融是近代中国传统农业演变的主流 融合与吸收，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传统。有的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放射型的核心文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揭示问题的全部。何则？因放射需要一定的能量，而这能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聚集起来的。也可以这样说，一种文化的放射力是由其吸收力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辐射力，关键之点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融合力和吸收力。 19世纪末，西方科学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中国传统文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对抗，还是西化？富于韧性、惯于调合的中国人，又象他们的祖辈一样，走了一条中庸路线——融合，即一方面吸取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仍顽强地保持着本民族基本的文化传统，走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交融之路。 在中西交融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影响很大的学说——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西学中源说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某些科学技术乃至事物，本源出于中国，是西方人从中国学习和引进了这些东西。因此，中国学习西方，实际上是在恢复自己的旧物。例如，晚清著名学者郑观应曾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做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注：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清季《农学丛书》编辑者罗振玉首开编译西方农学著述之风。他自述编辑丛书心得时说：“先后垂十年，译农书百余种，始知其精奥处，我古籍固已先言之。” 按照西学中源说，学习西方变成了“光复旧物”，“譬如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金以购还之，……正当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藉其推阐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失所由来，恶其异类而正弃之，反以通其艺为辱，效其法为耻，何其隘也！”（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2《学术志》。）因此，西学中源说的流行，有力地削弱了保守派对引进西学的阻力，调合了中学与西学的矛盾，为中西交融架起了一座桥梁。当然，该说也是曾经拥有辉煌民族文化的中国，在与西方对比下显得落伍但又不甘落伍，开始向西方学习又耻言学习的一种复杂心理的产物。 中体西用说是晚清中国对中西交融的另一种流行观点。早在1861年，冯桂芬在谈到吸取西学时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1895年4月，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匡时策》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主张中体西用说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派，他们以此为借口反对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著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就曾在《劝学篇》中大肆鼓吹中体西用说，对此来攻击变法维新运动。另一类则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变法派，他们提出中体西用说，是为了避开保守派“以夷变夏”的攻击锋芒，以迂回曲折的方式，为引进西学开辟了一条通道，也为中西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近代在引进西方农学的过程中，深受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说的影响，形成了中西农业兼容并蓄的交融态势。正如梁启超在为《农学报》做序时所云：“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远摭欧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实学，保天府之腴壤。”在这里，梁启超把“近师日本”、“远摭欧墨”与“追三古之实学”结合起来，代表了当时中西交融的基本思潮。 我国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就已开始接触西方近代科技文化，但直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学才开始大量涌入我国。1855年合信所著《博物新编》一书在广州出版，该书系统介绍了西方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光学、电学、生物等科学知识，其第三集“鸟兽略论”相当于动物学。1858年，上海墨海书局又出版了韦廉臣、艾约瑟与李善兰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的著《植物学基础》而编译的《植物学》一书，是我国最早一部专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随着西方生物学的传入，近代农学也开始传入我国。1877年在《格致汇编》中就收录了《农事略论》一文，首次系统介绍了西方农学和农业的概况（注：白鹤文等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6页。）。 罗振玉也是我国较早从事西方近代农学引进的学者之一。1896年，他与徐树兰、朱祖荣、蒋伯府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农务总会，并在第二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份农业学术刊物——《农学报》。该刊到1906年共出版315期，发表了大量介绍国外农学及本国传统农学的文章。此外他还主持编辑了一套大型的《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共分七集，内含233种译著并汇辑了中国历代重要农学典籍。这套丛书可谓中西农学的混合体。丛书所收译著的内容涉及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法规等诸多方面，大体上把当时英、美、日、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近代农业的最新成果都介绍进来。另一方面，丛书按照新式农法，将中国传统农业经验及技术重新分类摘编，使之与西方新农学互相参证，以收相得益彰之效。这种把西方新式农学与中国传统农学相比照，并找到二者相通之处的研究方法，对后来我国的农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出现了西方近代农学和中国土著传统农学同步发展的奇特历史现象：西方农学借助传统的形式得以传播，中国传统农学吸收西方农学的某些因素而得以延续、完善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