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敦煌地区的税制

      中图分类号：82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00—4106（2000）03—0145—08

      前言

      在《讲座敦煌》第三卷，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敦煌社会之变迁》的文章[1]，论述归义军时代之敦煌社会与此前相比较所发生的变化。 其中对民众身份的变化、阶级的分化、民众自治的发达等内容均作了陈述，唯对国家（归义军政府）统治形式的变化未予论列。正如我在前稿之“结语”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课题包括民众（百姓）家口、田土登录办法、税役变化等问题，其中关于前者，我亦曾在注中指出，已有佐竹靖彦氏《唐末宋初敦煌地区户籍制度的变化》[2]之论文。

      关于后者， 也即税制问题， 因其后有在东方学会所办ActaAsiatica杂志上刊载英文论文的机会[3]，于是将前稿发表于其上， 限于篇幅，将原稿中关于民众自治的内容去掉，而代之以“课税方法之变化”一章。此文似乎在中国学界引起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学辑刊》等先后予以翻译转载[4]。 但因未用日文发表，大概日本学者有机会接触到的反而不多。

      虽然对此问题我早已留意，但由于不知何故，赖以作成英文之日文原稿没有在手头保存下来，所以失去了发表日文论文的机会。近年来，冷鹏飞、刘进宝、雷绍锋、池田温诸氏均对这一论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将一一论及），新资料及新观点也随之出现。因此，此次利用这一机会，以旧稿为基础，参照新的研究成果，再次草成一文，敬希方家叱正。

      一

      首先让我们概观一下归义军时代敦煌税制到底如何。在如下记注有唐末天复七年（907）日期的这份租佃契中， 列举了这一时期的税目种类。

      天复柒年丁卯岁三月十一日，洪池乡百姓高加盈、光寅，欠僧愿济麦两硕、粟壹硕，填还不办，今将宋渠下界地伍亩，与僧愿济贰年佃种，充为物价。其地内所著官布、地子、柴草等，仰地主当，不种地人之事。中间或有识认为地主者，一仰加盈，覔好地伍亩充地替。两共对（后缺）

      （P3214V）

      与普通的租佃契不同，这份契约的订立是因为百姓高加盈欠负僧愿济麦、粟，到期无力偿还，遂将田土五亩提供给僧愿济佃种，以抵消负债本利[5]。契约中规定：此时田土所涉及的“官布、地子、 柴草等”，均由地主（即土地所有者）高加盈负担。据此可以看出当时农民所应交纳的税中，有官布、地子与柴草等。

      在如下以《应管衙前押衙兵马使子弟随身等状》为题的文书中，有天复四年（904）的纪年。

       （前略）

      复令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

      判下文字，若有户内别居兄弟者则

      不喜（许）霑捭。如若一身，余却官布、地子、

      烽子、官柴草等大礼（例）。余者知杂

      役次，并总矜免，不喜差遣。文状（后略）（P3324V）

      其内容似为对衙前军将子弟、随身等税役的免除，除却前述官布、地子、柴草之外，又有“烽子”，这是一般的负担，除此之外尚有所谓“杂役”。

      下面是甲午年（934）的一份租佃契。

      甲午年二月十九日，索义成身着瓜州，所有父祖口分地叁拾贰亩，分付与兄索怀义佃种。比至义成到沙州得来日，所着官司诸杂烽子、官柴草等小大税役，并总兄怀义应料，一任施功佃种。若收得麦粟，任（后略）

      （P3257）

      契约规定：索义成因去瓜州，其从祖先处所得土地给予兄索怀义耕作，在义成回到沙州之前，此土地所涉及之政府的诸种大小税役如烽子、柴草等，均由兄怀义负担。这里亦列举了烽子、柴草等负担，并称之为大小税役。将我的旧稿译成中文的郑学檬、杨际平氏，在“译后语”中，已经指出除在官布、地子、柴草之外，尚有烽子等负担。[6]

      敦煌地处边境，故此应烽子之役者可能甚多，此外还有其它种类的役。后面引用的高住兑社等的欠柴文书（Дx二一四九B）中，就出现了“听子”、“门子”、“堂子”等役名。它们或许即为前引P 三三二四号文书中所言之“杂役”。池田温氏认为同样存在着“河渠口作”之役[7]。如天复四年（904）百姓僧令狐法性向百姓價员子贷土地之租佃契即言：（前略）

      ……其地内，除地子一色，余有所著差税，一仰地主祗当。地子逐年于官，员子逞纳。渠河口作，两家各支半。……（后略） （P3155V）

      在干燥地带为维修渠道，劳动力的提供不可缺少，在很久以前的高昌国时代吐鲁番的租佃契中，也有“秕租百役，更田人悉不知，渠破水谪，田主不知”（延昌二十四年契，584年）之语[8]。但这些劳动力是否以从役的身份来从事这些劳动尚不清楚。但至少在归义军时代的敦煌，随渠社、渠人等自治组织之普及，渠水的维持已由民众内部自发提供劳动力。因此“渠河口作”是否可称官役仍是疑问。

      我旧稿的内容大抵如此，关于役，尚有不甚清楚之点，故以下仅对官布、地子、柴草等税制加以论列。

      二

      关于官布，有称为“官布籍”的文书残存，玉井是博氏早己对此有过论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