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为19世纪上海股市最“火爆”的一年，对近代中国企业股份制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对此略作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批评教正。 一 近代上海股票市场发端于在华外国公司和清政府的官督商办企业。五口通商之后， 洋商开始在上海陆续设立各类洋行， 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宝顺洋行（Dent Beale & Co.）、仁记洋行（Gibb living & Co.）、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 & Co.）老沙逊洋行（D.Sassoon & Co.）、旗昌洋行（Russell & Co.）等， 就是上海开埠后较早设立的洋行。据1852年的统计，上海共有各类洋行41家（注：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7 页—198页。）。至1865年，则增至78 家（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这些洋行最初大多是由外国资本组成的股份公司。应不断扩大对华经济掠夺的需要，不少洋行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华商发售股票，以广募资金，壮大实力（注：汪敬虞著《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在洋行买办的带动和传播之下， 华商渐兴认购洋行股票之风。洋行股票成为上海市面最早交易的股票，上海早期的华文报纸《上海新报》，自1871年开始就设置了洋行股票行情表（注：《上海新报》，台湾文海出版社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81 —590页。）。另一方面，随着晚清政府兴办民用企业计划的实施， “西国公司之例”以其特有的“众擎易举”功能，而受到洋务派官员的青睐和仿效。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集资的股份制企业。继之，开平煤矿（1877 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荆门煤铁矿（1879年）、鹤峰铜矿（1881年）、平泉铜矿（1881年）等官督商办企业陆续成立。这些企业均将募股集资的重心放在上海，它们发行的股票亦渐成市面交易对象。时人记述：华商对于洋务民用企业“不仅投股而已，又有以股份票相互买卖者，其行情时有涨跌”（注：《劝华商集股说》，《申报》1882年6月13日。）。于是， 上海股票市场在洋股和华股的共同推动下渐趋兴盛，并于1882年中期达到高潮。据这一时期的《申报》记载：“中国近来风气大异乎从前”（注：《书平泉铜矿章程后》，《申报》1882年6月19日。）， 民众之于股票可谓“群情若鹜”，“每一新公司（股票）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注：《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申报》1882年9月27日。 ）；有些股票“买卖或加半（价）而始得，或倍本而争求”（注：《策高丽通商事宜：权商（第三）》，《申报》1882年6月30日。）。 因民众购股之情踊跃，股票市价被大幅度抬高。以轮船招商局为例，1876年时面额百两的股票，在市面上只售四、五十两（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170页。），而到了1882年7至10月则超过了250两，是年10月12日该企业的股票市价更高升至267两（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月9日；10月13日；11月；6月9日；12月。）。其它华、洋股票价格亦多有程度不同的涨幅。鉴于股票交易为时尚所宜”，“大有蒸蒸日上之势”，《申报》自1882年6月9日起特辟股票行情专栏，逐日登载股价变化（注：《股价须知》，《申报》1882年6月9日。），中国近代第一家股票交易机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也于是年9月应运而生（注：《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叙》， 《申报》1882年9月27日；《平准公司章程一十八则》，《申报》1882年9月28日。）。 在1882年的上海股票市场上，轮船招商局股票长期维持高价位。这是因为招商局经营有年，“业务蒸蒸日上”（注：《阅光绪八年招商局帐略书后》，《申报》1882年10月21日。）。时人称：“目前仿西法之事，若招商局者最著矣”（注：《论合股经营》，《申报》1882年6月6日。），该局“阅时已久，股份日见增涨不必言矣”（注：《劝华商集股说》，《申报》1882年6月13日。）。以今日术语称之， 招商局股票俨然上海市面一“龙头股”是也。然而，在市面上兴风作浪的则当推矿业股票，是年度上海市面交易的矿业股票多达十余种。在矿业股票中，价格攀升较高的是开平煤矿和平泉铜矿。开平煤矿原值百两的股票是年6月一度升至240多两，在7至10月则基本维持在220两左右（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开平煤矿不仅投产早， 产量日增，而且煤质亦“殊见出色”（注：《书平泉铜矿章程后》，《申报》1882年6月19日。）， 经营成效“已昭昭矣”（注：《阅顺德矿务局先后呈报李爵相禀稿书后》，《申报》1882 年10月29日。）， 其股票受人青睐，当可理解。而平泉铜矿则系1881年由李鸿章奏准创办，目的是为天津机器局提供原料（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0，第46页。），该矿此时尚未投产，而面额105两的股票市价竟长时间（6月至10月）维持在250两以上， 有时甚至超过轮船招商股价（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此外， 在上海股市进行交易的矿业股票尚有长乐铜矿、鹤峰铜矿、顺德铜矿、三山银矿、施宜铜矿、金州煤矿、池州煤矿、荆门煤矿等。这些企业均为初创，尚在筹股阶段，但其股票市价也大多溢出原价。原价均为100两的长乐铜矿、 鹤峰铜矿股票，本年度市价最高时分别达到220余两和170余两。顺德铜矿、池州煤矿、三山银矿、荆门煤矿等企业股票，虽然均于是年11月才在市面出现，但市价亦均超出原价（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月9日；10月13日；11月；6月9日；12月。）。众多的矿业股票着实构成了当时上海股市的一道风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本年度的上海股市中，还有另外两家官督商办企业的股票应该提及，即津沪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创办于1880年，初为官办性质，1882年4月改为官督商办，并在上海募股。 它的原价百两的股票一上市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235页。），市价很快突破200两大关（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月9日；10月 13日；11月；6月9日；12月。），此后长期徘徊于150至200两之间（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 上海机器织布局股票的溢价幅度相对低了点，这同当时该局已创办有年，但经营不善，迄无成效不无关系。不过该局股票本年市价最高时，仍溢出原价的15%左右（注：《股票行情表》，《申报》1882年6—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