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补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林文勋,男,1966年生,历史学博士。现为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经济史、云南地方经济史。

原文出处:
中国农史

内容提要:

本文在总结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就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性及其演进、市场的发展变化与茶叶生产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论述。文中认为,唐宋时期,茶叶的种植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由坝区向山区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山区开发;茶叶生产的特性与小农生产固有的细小性、分散性相一致,而且与小农经济实力和经营独立性的增强以及与市场联系的加强紧密相关;市场是茶叶生产的内在要素,市场的发展变化拉动着茶叶生产向新的发展方向迈进。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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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茶叶的广泛种植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产业结构,而茶叶作为执商品界牛耳的大宗商品的流通则强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此密切相关,茶税、茶利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庞大官僚机构的运行。

      正因如此,唐宋茶叶生产发展原因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到目前为止,下列数端原因得到了很好的论述和揭示:(一)茶树主要生长于热带季雨林常绿阔叶林地区,具有喜温、喜湿、喜酸、耐荫的生态特性,唐宋南方优越的自然环境特别适宜茶树的种植;(二)茶树为经济作物,它的种植会与粮食种植争土地、争人手、争肥料、争节令。唐宋两代,农业生产得到巨大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为茶叶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唐宋时期,人口迅猛增长,为茶叶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四)由唐至宋,饮茶成风,茶叶消费面广量大,反过来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这些均是导致唐宋茶叶生产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结合唐宋时期整个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新变化来看,上列数端也并不完备。在我们看来,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茶叶生产的发展至少还与社会生产力的转移、小农生产方式的特性及其演进、市场的发展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本文拟对这三方面的原因试作补论。

      一、社会生产力的转移与茶叶生产的发展

      全面地考察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唐宋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阶段。在这一时期,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多种生产工具的改进,受强大人口压力的驱动,在全国不少地区尤其是南方地区,人们开始把开发的目光由平原、坝区转向丘陵、山地,与山争田,与山争地,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土地垦殖浪潮,从而揭开了一场社会生产力在空间上实现大转移的历史性序幕。

      社会生产力由平原、坝区向丘陵、山地转移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便是山区的开发。在山区开发过程中,梯田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应运而生。如在福建,“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注:方勺:《泊宅编》卷3。)在皖南,“凿山而田,高耕入云者, 十倍其力。”(注:方岳:《秋崖先生小稿》卷38。)江南东路的徽州,虽然梯田“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但“大山之所落,深告之所穷”,仍然有“民多田其间者。”(注:罗愿:《新安志》卷2《叙贡赋》。 )这表明梯田开发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而梯田的出现则巨大地改变了山区的面貌,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区域,引发了社会生产在外延上的巨大扩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梯田就是社会生产力在空间上发生巨大转移的最显著标志。

      与平原、坝区不同,山区不仅各种资源丰富,而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对生产的发展而言,它可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这对调整生产结构,形成多种经济模式,挖掘丰富的资源,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生产潜力无疑极为有利。所以,应该说,在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山区开发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社会经济持续向前发展的一大动力和源泉。

      茶叶经济的崛起正是这种新的活力的最充分体现。因为,茶叶是一种广泛适宜于丘陵、山地种植的山区经济作物。陆羽《茶经》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韩鄂《四时纂要》讲到种茶时说:“大概宜山中带坡峻。若于平地,即须于两畔深开沟垅泄水,水浸根必死。”宋子安《东溪试茶录》也说:“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可见,唐宋时期,人们对茶叶适宜山区种植的生长特性已有了普遍认识。在社会生产力由平原、坝区向山区转移的过程中,由于茶叶一方面适宜山区种植,另一方面又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人们便开始广泛栽种茶树。这样,茶叶生产就迅猛发展起来了。

      关于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发展的盛况,许多学者已作过较好的描述,兹不赘言。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山区是茶叶生产发展的主要场所。据张途所见,唐代,祁门县一带,“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注:《全唐文》卷802,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 )。祁门之外,其它许多地方的情况大多类此。如益昌县,“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注:《全唐文》卷795,张樵《书何易于》。)。 宋代,茶叶的主要种植场所仍然在山区。章如愚说:“夫南国土疆,山泽连接,远民习俗,多事茶园,上则供亿赋税,下则存活妻子,营生又(取)给,更绝他门。”(注: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57。)吕陶《茶寄宋君仅有诗见答和之》(注:见《净德集》卷31。)诗云:“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朝晡伏腊皆仰此,累世凭恃为生涯。”照此看来,在南方广大山区,茶叶种植几乎成了当地人民生产的唯一行业和生活的唯一来源。山区开发与茶叶生产发展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山区开发与茶叶生产之所以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从山区方面来讲,虽说它可宜农则农,宜林则林,但在南方广大山区,毕竟受地理条件的制约,经济林木的种植是许多地区生产经营的最佳选择。宋代四川九陇县税户牟元吉,“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为什么他只在园中种茶而不种其它东西呢?原因是,“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只好“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铲”,种植茶叶,“指望四月小满前后,并纳诸般税赋”(注:吕陶:《净德集》卷1 《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正因如此,山区开发必然选择茶叶种植为普遍性的生产经营方式。而这也就是说,茶叶生产之所以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其关键原因之一就在于它适应了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由平原、坝区向山区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山区开发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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