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近看到您在《历史研究》1999年第3 期发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一文，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清晰的概括，读后颇受启发。请问，您写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答：中国经济史学是一门年青的学科，迄今还没有一本“中国经济史学史”。当我接到《历史研究》撰写本世纪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的任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按史学史的要求来撰写这篇文章。有关材料可谓“汗牛充栋”，如何组织这些材料，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照外部联系，一个个问题罗列有关资料；再一种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力图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揭示事物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律。后一种方法，我认为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分不开，应该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总背景中考察它。我是努力按照这样一些要求去做的，但做到了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经济史涉及的领域很广阔，我的了解十分有限。 问：您提出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于世纪的30年代，主要根据是什么？ 答：中国传统史学很早就有关于经济活动的记述，从《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到历代正史和政书中的“食货志”“食货典”，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但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因为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正统史观，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才得以形成，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分支，它的出现则又相对晚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大倡“史学革命”，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出现了经济史研究的专刊，不少杂志也刊发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有的还出版专号，北方的北京大学、南方的中山大学都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成为研究对象，人们用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因此，我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问：那么，导致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的这次高潮出现的原因和推动力是什么呢？ 答：我认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促成我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当时活跃在经济史坛的，有三股力量最值得注意： 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他们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普适性，这些研究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 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该所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是一个学术群体的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有比较进步的史观，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不少人成为后来经济史研究的台柱。 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食货》半月刊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联系了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问：对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地位，过去的论著中往往避而不谈，您的文章用比较多的篇幅谈这个问题，并作了正面的评价，新人耳目。我们希望您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答：陶希圣政治上比较复杂，他原来属于国民党的改组派，抗战时期跟汪精卫跑过一段，滑到了叛国的边缘，后来跑了回来，又成为蒋介石的笔杆子。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过去对陶氏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提出的中国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目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反动理论，对陶氏的《食货》半月刊，或全盘否定，或缄口不谈。近来有了不同的声音，重新评价陶希圣并非从我开始。不过，有的学者提出陶氏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人，恐怕也值得商榷。我的想法是，政治和学术虽有联系，但不应完全等同起来，客观地看，《食货》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全盘否定并不公允，这些我在文章中都谈到了。陶希圣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也应作分析。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但从学术的角度看，也不妨看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探索。他的观点在办《食货》半月刊期间有变化，例如，他认为汉代奴隶制很发展，强调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关系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的否定，这些观点对后来古史分期讨论中魏晋封建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