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商会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颇具分量的学术论著与资料汇编（注：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也十分重视血缘性和地缘性的会馆在亚洲区域近代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注：廖赤阳：《在日华商的社会组织及其商贸网络——1860-1950年代的长崎福建会馆》（日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34册，东京，1997年，109-173页；Gary G.Hamilton,"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Merchant Associations:Conspiracy or Combination",Ching-Shih Wen-ti,Vol.3.No.8,1977,pp.50-71;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l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以及亚洲社会经济变迁的进程与特征的了解，同时也挑战了某些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理论（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海外华人商会的历史发展与特征尚缺乏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从理论架构来看，结构功能论成为商会研究的主导理论，它们注重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等问题（注：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1期。）。当今学术界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思潮，如网络论(Network Analysis)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等，尚未被应用于商会研究之中。因此，我们还无法从区域的范围以及比较的视野来综合考察华人商会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亚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旨在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某些不足，分析对象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特别是它成立头六十年间的历史（1906-1965年）。本文着重对两个问题进行分析：1.总商会是如何在新加坡确立并巩固自身的社会经济领导地位，并进而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组织；2.总商会是怎样建构并维系亚洲区域内的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并将它制度化（注：根据亨廷顿的定义，制度化指的是“一种进程，机构与程序在其中获得价值与稳定性。”Karen Remmer,"Theoretical Decay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The Resurgence of Institutional 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50,No.4,1997.），使之成为联结东南亚与东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机制。在此基础上，总商会又是如何被嵌入多维空间的华人“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并成为地方化(Loc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积极而有效的推动者。 一 当地利益及其基础：内部结构和纵式联系 建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在海外首批出现的华人商会组织之一。它的产生除了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的迅速增长外，也反映了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重要性的认知。颜清湟认为，清政府将总商会作为对海外华人进行政治控制和利用其经济潜能的中介机构，总商会也因此成为“当地华人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领导机构”（注：Yen Ching-hwang,"Ch'ing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1906-1911",in Leo Suryadinata ed.,Southeast Asia and China:The Politico-Economic Dimension,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5,pp.133-160.）。此后，总商会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机构一直负有多项职能，兼顾华人社会福利和教育。二战期间曾积极参与东亚和东南亚的抗日运动，二战结束后最初20年也居于重要地位。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在1950年的东南亚考察之行结束后写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华人组织，是毋庸置疑的华人社会的领袖，它所解决的问题远远超过任何区域或贸易组织”（注：William Skinner,Report on the Chinese in Southteast A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1951,p.32.）。总商会本身也意识到其角色的重要性，并投入大量精力来促进和巩固其领导地位，声称“一切有关华族前途的事情，本会无不挺身而出，尽力争取”（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60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1966年，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