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体制的危机与变化趋势

作 者:

作者简介:
贾根良 南开大学 经济学系,天津 300071 王晓蓉 天津师范大学 马列部,天津 300073

原文出处:
南开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日本战后“赶超”时期的经济体制已不适应日益成熟和复杂经济的需要。目前经济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体制调整滞后的结果,它揭示了广泛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要求。但日本经济体制不会趋同于英美体制,它将按照路径依赖的方式演变,从而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生代”的体制模式。密切关注日本经济体制演变的新动向,对我国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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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1-0077-06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危机时间之长、所揭露出来的问题之多,使人们不得不引发更深入的思考。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如何认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性质?为什么说日本经济体制面临着深刻危机?未来演变的方向如何?它对我国目前的改革和体制选择有何启示?本文对这些问题将做较深入的分析。

      一、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战后以来,如何评价在日本经济起飞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经济体制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前,与英美体制相比较,人们一般把日本经济体制的特征视作经济落后性的表现。70年代末和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人们转而称赞日本经济体制的独特作用。可是从90年代初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特别是放松政府管制和金融改革的进行,促使人们重新认识日本经济体制,许多人又把其特殊结构看作是封闭性和非民主性的体现,把金融危机的爆发视作日本模式的终结。这种随环境变化对日本经济体制评价所出现的剧烈摇摆,暗含着一种静态和简单化的判断。为了对日本经济体制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演变及其未来趋势做出评价,有必要首先从经济体制的宏观和微观结构对其做出概括性说明。

      经济体制的宏观结构涉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本战后为了实现赶超发达经济的战略目标,以出口导向为手段,通过政府与产业界密切配合,对经济进行积极和广泛的干预,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小渊惠三内阁中来自民间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堺屋太一抨击其为官僚主导的经济,但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却认为,政府在这种体制中的作用不同于权威主义型政府,而是一种关系依存型的政府形态。综合这两种看法,可以将日本经济体制的宏观结构特征归纳如下:第一,政府通过规制对经济实行干预是日本战后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关系依存型政府对民间的谈判力较强,从而在战后得以将资源优先分配到特定的产业。”[1](p.249)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产业调整的战略目标,政府规制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障公平交易、实现经济追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形成了类似于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谓“一只眼睛盯着市场、另一只眼睛盯着政府”的双重体制。第二,出口导向战略的推行,导致日本家用电器、汽车等出口工业的强大,从6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在工业部门的规制逐渐被弱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商业流通、建筑、金融服务业和农业等直到80年代初仍处于政府严密的规制和保护之下,从而形成了一种“重外轻内”的新重商主义体制。第三,金融系统作为资源集中动员的工具,服务于赶超战略,为大企业充当护送船队,提供资金保障,所以政府长期将金融机构视为“准公有机构”,对其实施强有力和全面的管制,从而形成了信贷配给、关系型融资和金融业同业“搭救”的金融体制。第四,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其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增长最大化和社会混乱最小化之间的权衡,不仅是日本动态发展框架的关键,而且也是战后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p.766)由于集中资源于优先发展的产业,高速增长时期的新兴产业与衰退产业泾渭分明,处理不好就会在衰退产业中产生大量失业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为此,日本政府通过诸如金融支援、从业人员对策、区域经济对策等产业调整政策救助衰退产业,以实现政府“确保经济系统安定性”的目标。此外,金融业中的“搭救”体制、大店法等反垄断法规、收入的高累进税制、终身雇佣政策等都是这种平均主义的体现。

      微观体制主要指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内协调和企业间关系形态。第一,公司治理结构。法人相互持股的股权结构是其主要特征,据桥本寿郎研究,在上市公司中,法人持股比率从1950年的50%一直上升到1989年的75%以上[3]。在相互持股的稳定股东体制下,股东权利大大被削弱,企业管理者并不象美国同行那样优先考虑股东权利,股东红利实际上成为一种固定利益,利润的大部分被再投资,用于企业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相互持股体制还有效地阻止了敌意兼并,从而导致股东利用证券市场“用脚投票”的功能被大大削弱。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与美国企业“股东主权”的公司治理结构相比,日本企业是“雇员主权”,甚至有人认为日本企业是职工管理的企业。笔者认为,青木昌彦等人的看法更符合实际,即日本企业是由股东和职工集团“双向式控制”的:股东与职工通过在雇佣量、工资和努力程度等方面的谈判,分享企业权益,形成了股东给予职工终身雇佣、职工以努力工作回馈股东的“隐合约”。在这种体制下,由于“企业内工会”的作用,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管理阶层)的工资差距要比美欧企业小得多。企业对雇员的考评和晋升主要是根据该雇员在企业中的地位,这就是日本特有的“年功序列制”:工资报酬的主要依据是雇员在企业的工作年数,而非能力标准;工作年数加业绩评定成为晋升的标准。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就是通过这种以资历为标准的官僚晋升体制提拔上来的终身雇员。第二,企业内协调。在上述公司治理结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企业内部生产组织方式,即所谓的“日式管理”,如现场改进(Shop-floor based improvement)、质量管理小组(TQC's)和及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这种生产管理方式在大量生产、大量销售的行业中非常明显,因为在像汽车和钢铁这样的产业中,保持连续、稳定、高速和适度的流量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而生产现场诸环节的紧密协调极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企业要求工人和管理人员尽量具备整个系统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岗位轮换制”,以降低信息在不同层次传递的高昂成本。对于产品质量则是通过质量管理小组这种吸纳了不同环节生产和技术人员的横向组织来保证。在制造业如汽车业中,还形成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注:看板式生产计划体制是指根据标有前工序组装零件数量的标识牌,实现信息从生产工序的下游向上游顺序流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各种零部件只在必要时根据需要来提供,免去了不必要的库存。因为它对应于经销商的每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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