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949年中国的农业增加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莫曰达(1926— ),男,浙江省绍兴人,研究员。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6)

原文出处:
财经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是笔者多年从事统计科学研究的成果之一,建国后的统计工作已逐渐步入了正轨,但是建国前,尤其是1840-1949年的统计资料应有许多空白之处,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历程,离不开近代农业生产演变的整体数据——近百多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增加值。本文以翔实的数据、严谨的论述深刻地反映了所有的这一切。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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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0)01-0007-08

      一

      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必要整理能反映近代农业生产演变的整体数据,也就是,计算近百多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增加值。

      进行这项工作,首先是搜集大量统计资料。但中国近代农业统计资料非常缺乏,它的基本情况是:1840-1911年清政府统治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农业生产记录。近人有以田赋推算当时亩产的,但每亩赋额变动很小,难以反映产量消长。又有先假定人均粮食占有量,根据人口变动推算粮食总产量,再除以耕地面积计算出亩产量的。珀金斯、尾上悦三等都用过这种方法。珀金斯假定人均占有粮食570市斤;(注: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868-1968.[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尾上悦三假定人均占有粮食600市斤。(注:吴慧.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研究.[M].农业出版社,1985.)由于对人均占有粮食和对人口总数的估计出入较大,粮食总产量也出入较大;加上对粮食占用的耕地面积估计不一,亩产量也出入较大。

      到了20世纪,农业生产统计资料逐渐增多,1914-1918年,有北洋政府农商部的《农商统计表》,30年代,有中央农业实验所和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进行的调查。前者调查到1936年,后者调查到1933年。东北地区,有进行到1944年的伪满的调查。抗日战争时期,有中央农业实验所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15个省的报告。30年代的农产量尚有张心一、乔启明和蒋杰、费维均、巫宝三等、刘大中和叶孔嘉等人的估计材料,但多数只有一个年度的。

      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上面说的大都是农业种植业(即农业中的农,也就是小农业)的资料,有的仅仅是其中粮棉油的数字。至于林业的材料,仅有1933年民国政府实业部的林木采伐量和1935年的全国森林面积估计,以及巫宝三等1933年林业净产值估计。牧业材料,则有中央农业实验所1933年、1934年、1935年、1936年的牲亩数量估计数,卜凯1933年的牲畜估计数,以及珀金斯1914-1918年,1931-1937年的平均估计数。副业有中央农业实验所1938年到1946年的逐年估计数,但包括范围极广,蔬菜、树木、果树、特产、养蚕、养蜂、养鱼、养家畜、纺织、编草鞋草绳、做土砖陶器、帮佣、割柴草、小商贩、木匠、裁缝等都在其内,而真正的副业——采集野生植物、捕猎野生动物反而不包括,根本无法使用。其实,当时国内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农民在农事之余也广泛进行采集、捕猎,甚至还有不少从事副业生产的专业户,如猎户等。渔业,仅有实业部1933年的渔场及渔产,1934年的海洋渔获物材料,还有侯潮海估计的1933年材料。但侯的两种估计:鱼产值和各种鱼类产值出入很大。此外,则有地方实业志和地方年鉴中的部分材料。另外,就是若干地区、几个村庄的一些零星材料。这些材料,数量不少,但难以反映农业生产的整体面貌。

      总之,中国近代农业生产统计资料的基本情况是:

      1.资料极其缺乏,或者残缺不全,尤其缺少系统的、连续若干年份的、可以进行对比的资料。

      2.就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种植业的资料还有一些,牧业资料不多;林、渔的资料只有20世纪30年代一二个年份的;副业资料则根本没有。

      3.从时间顺序来说,19世纪的资料只有个别产品个别年份的估计数。20世纪的资料较多,但多为三四十年代的,一二十年代的资料很少。

      4.资料大多为估计数,由于估计的人观点不同,同一对象、同一年代的数字,往往有几个,而且差别很大。

      二

      鉴于上述情况,要整理比较系统的近代农业生产增加值,困难很大。我们一时无法整理从1840-1949年历年的数字,也不能整理隔五年或十年的资料,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整理若干关键年份的资料,以观察近代农业生产增长的一般趋势,其中有些年份的部分资料,并且是以邻近年份代替的。这些关键年份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年)、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的一年)、1911年(清朝末年)、1920年(产量最低的一年)、1933年(资料较多,可以详细计算的一年)、1936年(抗日战争前一年,经济比较正常)、1946年(抗战结束后一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年)。我们整理的资料,以1933年为基础,其他有些年份的有些资料,是根据1933年的数字推算的。为了使资料可比,我们统一采用了1933年的生产者价格,这一年的价格资料较为齐全。在整理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以下的方法及步骤:

      1.把现有的带有连续性的比较成系列的统计资料集中起来,加以排列、对比。这主要是种植业资料和牧业资料。

      2.对上述资料加以比较研究,考虑了近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以及同解放后发展趋势的衔接,决定取舍。例如,20世纪30年代粮棉油烟等种植业产品的产量,主要以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的有关数字为基础。它根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农情报告》并有所调整,同解放后统计的有关数字,可以合理衔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再如牧业生产数字,则以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数字为基础,这是连续几年的数字,比单一年份的数字较为系统。这些数字,就作为基础资料。

      3.进一步广泛搜集资料。我们主要浏览了章有义、李文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辑;冯和法主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正、续编;许涤新、吴永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巫宝三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刘大中、叶孔嘉:《中国大陆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展》(英文本);孙公度:《二十世纪满州之经济发展》(英文本);清庆瑞:《抗战时期的经济》;居之芬主编:《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委会:《中国农民负担史》第一、二、三卷;钱亦石:《中国近代经济史》等书籍,《东方杂志》、《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看这些资料,主要为了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并摘取其中有关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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