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史坛上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这个检讨，摒弃不合理者，改进不完善者，同时提出新见，引入新法，从而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注：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章，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宋代江南农业有关问题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史坛上最重要而且也是最流行的成说之一——“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导致此说的方法进行检讨，看看这些方法是如何和为何导出重大的错误结论来的；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促进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新世纪中取得更大的进展。 一、“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宋代经济革命”的中心 在史家眼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41年前，宫崎市定将其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观点总结如下：“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注：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铁》，刊于《东方学》第13辑（1957年）。）由这段话可见，这位日本汉学大家认为宋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16年后，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和“帝制晚期的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The late impe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out technological change)的理论，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而自14世纪以后则出现重大转折，陷入“量的增加，质的停滞”(Quantitative growth,qualitative standstill)（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版。）。又过了13年，中国宋史学家漆侠提出了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或者说，在金、元时期出现“逆转”，以后则“逐渐地缓慢、停滞下来”）（注：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以及同氏《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0-31页。）。而到最近，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迄今为止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做了估算。根据其计算的结果，无论是作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比较，宋代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但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 到1952年更下降到537美元。与此相对照，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而1700年达到870美元，超过中国；1820年达1129美元，已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1952年更高达4374美元，为中国的8倍（注：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年版，第25、40页。）。由此可见，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从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尔后发展减缓，最后限于停滞”的结论。这个结论已成为现今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而此观点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 “宋代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PartⅡ。）。而依照斯波义信的归纳，则主要包括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注：斯波义信：《北宋の社会经济》（收于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义信、神田信夫和滨下武志合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第3卷，山川出版社1997年版），第4-8小节。）。他们所说到的各种“革命”，从种类来说都大致相同。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主要内容应当大致也就是这些。宋代中国在这些经济领域中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是没有争议的。但问题是，这些变化合起来，是否就可以称为“经济革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对“经济革命”作一界定。 从宏观的层面来说，“经济革命”指的是一个社会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注：参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Presidential 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刊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1卷第4期（1992年）。）。一般而言，经济成长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只有“量的扩大”(quantitative increase)而无“质的改进”(qualitative improvement)，另一种则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在西方学界，有人也将前者称为“增长”(growth)，而将后者称为“发展”(development)。所谓经济革命，通常指的是经济成长方式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的转变（注：关于“量的扩大”、“质的改进”、“增长”、“发展”这些说法及其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见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第306-316页；黄宗智(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年版，第11-13页。）。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一定是宋代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增长”转变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