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730 （1999）05—0005—12 不少学者在阐述当代中国改革史时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注：刘吉主编.社会主义改革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8.）。实际上，新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从1956年就开始起步了，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的开端。以1978年为分野，当代中国历经两大改革时期。 研究1956 —1978年第一次改革和1978—1999年第二次改革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经验，对于面向21世纪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56年我国初步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对于当时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但它对地方和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毛泽东觉察到了这一问题，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总结我国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提出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从其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报告已“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注：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43.）。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刘少奇和周恩来所作的报告都谈到了改进经济体制的问题；陈云的大会发言明确提出了工商业生产经营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工农业生产以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统一市场以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的体制改革构想。理论界和学术界认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探索（注： 杨先材等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起点[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98 —311.）。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严重泛滥起来，在所有制结构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取消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和需要，向国家经营“升级”和“穷过渡”；在分配制度上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和“大锅饭”，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管理权下放过头和失度，造成经济秩序混乱。这是一次不成功的体制改革尝试（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93.）。 60年代初，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我们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方面，加强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把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宏观管理权收归中央；另一方面，纠正“共产风”，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取消公共食堂。当时体制改革的最大举措是农民群众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 %的农村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但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突然转变了态度，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会议撤销了由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被压了下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十年内乱，经济体制的变动受到运动的冲击和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同“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从多方面的整顿入手，对国民经济和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开始比较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虽然邓小平1976年又被打倒了，但他领导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整顿取得了成效，成为1978年开始的第二次改革的预演。邓小平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93.255、372、371、148—149、364、373.） 研究1956—1978年当代中国第一次改革的曲折历程，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二十年间的改革之所以时常中断，其重要原因是受到凡事都问姓“资”姓“社”的困扰。1956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体制改革构想未能得到实施，是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一大二公”模式和公有制形式的升级。60年代初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探索受批判，乃是因为未区分坚持制度与改革体制的问题。1962年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087.）这就把本属于体制方面的问题当成了制度问题，因担心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而反对包产到户式的体制改革，致使改革迈不开步子甚至半途而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