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西汉建立全面的财政市场的努力 西汉至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出现了财政危机，国家遂企图独享财政市场之利益。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的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也已全部收归朝廷。这些都为国家垄断财政市场之利益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 作官府”。值得注意的是，孔仅和东郭咸阳，一个是当时的“南阳大治”，一个是“齐之大鬻盐”；而后来厉行这一盐铁官营政策的桑弘羊，也是“贾人子”；至于各级盐铁官吏，通常也都选用“盐铁家富者”（注：《汉书·食货志上》。）担任。这种用原来的盐铁商为国家经营盐铁办法，显然是为了争取盐铁商的合作，并利用他们经营盐铁的现成经验和销售网络，最大限度地减少盐铁官营的成本。 以盐铁官营来垄断盐铁之利，国家不仅可以吃掉盐铁商经营盐铁所获的利润，还可以吃掉他们借助国家财政市场所获得的那一部分利润。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盐铁的垄断，国家可以充份地发挥财政市场的敛财效应。盐铁“贾贵，或强令民买之”（注：《汉书·食货志上》。），这是西汉实行盐铁官营之后很普遍的做法。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盐铁的价钱又往往比过去贵了很多；而本来在生活市场上通过物物交换就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在却必须支付了货币才能得到；于是，在汉武帝治下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几乎全都被控制在国家的财政市场上了。 必须指出，从总体而言，秦汉以至明清，像西汉这样实行全面盐铁官营的，毕竟是少数。官盐铁，因其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地施行。《盐铁论·刺权》曰：“自利官之设，三业（盐铁、均输、酒榷）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扶流微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商人（主要是盐铁商）摇身一变而为朝廷“利官”，即专权擅利、穷奢极欲的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把盐铁之官营，变为朝廷内部对盐铁高额垄断利润的分脏。惟此，要满足国家之财政需求，盐铁的价格自不能不一涨再涨。像这样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可以稍得改善，但其败坏的趋势则不可避免。最终，所谓盐铁之官营，不过是似有还无的一种东西了。后来王莽实行“五均六筦”，其“六筦”之中，有盐铁之官营（注：《汉书·食货志下》。）。可见，在此之前，这制度基本上已是形同虚设了。 2、国家财政市场之重建 （1）中唐以前国家财政以实物和力役为主 自西汉而后，历代对盐铁，一般都不再实行全面的官营，而是实行“专利”。如东汉，虽曾仿效西汉，实行盐铁官营，却终因“吏多不良，动失其便”（注：《后汉书·和帝纪》。）而放弃。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对盐铁的控制则趋于松弛。此固由国家分裂、战事连绵、政治动荡、政权更迭所致，但也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如这一时期的北方，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奄奄一息；其地之所产，人力之所出，尚不足供国家之实物与力役之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市场的交换，恐怕基本只能是以物易物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上说，其时“以谷贵，罢五铢钱”《通典·食货八》亦记此事，谓当时“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于其他各朝，除了西晋，情况也大致如此。《魏书·食货志》就说，北魏一直到太和年间，都还是“钱货无所周流”。既然在乡村生活市场上是物物交换，既然国家对实物与力役的榨取都嫌不足，那么与其对盐铁抽税或实行官营，间接地榨取农民，倒不如直接从租调力役中榨取来得更方便些。东汉之后，中国北方之各政权，之所以对盐铁之利不甚重视，关键就在于此。 至于当时的南方，因战乱较少，又得大批北方人口南下，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商业也远比当时的北方要繁荣得多，于是又出现了一些将实行和力役折钱征收的情况。刘宋时，曾经“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注：《宋书·周朗传》。）。至南齐，田租、户调、口税和徭役征钱，则开始形成制度。永明四年（486年），诏令“扬、南徐二州， 今年户租三分现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外，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注：《南齐书·武帝纪》。）其后，徭役亦折钱。如会稽的“塘役钱”。（注：《南齐书·王敬则传》。）扬、南徐二州的桥桁、塘埭丁，也都“敛取现钱”（注：《南齐书·东昏纪》。）。据此，可知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也有被国家利用为财政市场之可能。但是，这种对实物与力役折征货币的情况，从来都不曾成为南朝财政重要方面。此外，在南朝，即使是经营盐铁，也与经营一般商品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只不过是私人经营而国家课税。总而言之，国家既不在赋税中征收大量货币，也不对盐铁实行垄断，南朝的市场形态就比较正常，一般不存在财政市场挤占生活市场的问题。 入隋而唐，一直到安史之乱以前，国家之赋税征取，主要仍为实物与力役。值得深思的是，此时南方赋税征收中原有的货币之征，当国家统一之后，反而在租、庸、调的征取中消失了。此赋税制度之取法于北朝，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然究其原因，则纯粹是由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形势所决定的。盖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立于西北。而以当时西、北地方之物产，殊不足供西北之用。惟其如此，国家必须从各地征收大量实物，通漕设仓，以给西北。隋文帝在河置黎阳仓、常平仓，在陕西置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长安。其后隋炀帝迁都洛阳，又置洛口仓、回洛仓。此外，隋之各州也都置仓积粮。而为了运输上的便利，隋文帝又开广通渠，隋炀帝则开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凡此置仓积谷，开河运输，都表明了隋朝的财政，因充实西北的需要，不得不主要依赖实物和劳役之征。及唐朝建立，亦一意经营西北，规模则有甚于隋，同样需要调运天下物产，以济西北之用及储备。《新唐书·食货志》上就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一直到中唐之前，唐朝的财政都是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