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湾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移民、劳动力供给 人口方面，先前的研究有刘克智、陈绍馨、陈宽政、叶天锋等人。（注：刘克智，《台湾人口成长与经济发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刘克智，《台湾人口及经济结构演变与就业关系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7年；陈绍馨，《台湾的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陈宽政、叶天锋， 《日据时代以来台湾地区人口年龄组成之变迁：1905 —1979》，《人口学刊》6（1983）：99—114。）以陈绍馨的研究为基础，李国祁《百年来台澎地区人口的变迁》，概述1893—1992年间，台湾如何由一个移垦社会的人口型态，转变为工商业的现代人口型态。李氏所用日本占领时期的人口资料，主要取自陈绍馨所著《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以及陈永山、陈碧笙编的《中国人口·台湾分册》（所辑数据系来自台湾省行政长官分署统计室编的《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据他所述，日本占领时期台澎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当快，几乎是自然增加所致，此种增加与环境卫生、医药及经济的改善有关。人口密度增长最快的是高雄州、台中州、花莲厅，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关。而且性比例和户均人口数都逐渐降低，显示社会的移垦型态渐为减弱。为此，两性的初婚平均年龄均有延后趋势。年龄组合方面，1905年、1930年的0—14岁学龄儿童人口比例分别是34%、40%， 表示自1930年起“增进型人口”。若以就学儿童人口占学龄儿童人口比例代表识字率的话，1942年已达71.3%，充分反映台湾教育的普及。职业比例中，农业人口占大宗，比例却有微幅降低的现象，而工商业人口则有所增加，显示日本占领期虽有若干工业化，然殖民政府的“农业台湾，工业日本”政策始终支配着，职业分布未有结构性的变迁。（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3（1995.6）：203—262。） 自1893年以后，台湾拥的接近现代人口调查方法所得的人口数据，因此探讨日本占领时期的人口变迁，数据的可靠性不成问题。但是对于日本占领以前的人口变迁，能利用的文献极为有限，所载人口数字多只涵盖部份地理范围，有的数据甚至只是赋役人丁数，无法利用。尽管无法掌握某一时期台湾的全部人口数，但对特定地区人口数的复原和推估，学者仍有些许的努力。例如，江树生《荷据时期台湾的汉人人口变廷》，即是利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长官向公司报告的记录。1640年起荷兰人对其辖下的中国人征收人头税，并计算当时在台南佳里、大员（安平）一带的中国人总数。据江树生统计，荷据末期这个地区的中国人约有3万人。 （注：《妈祖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林系北港镇：财团法人北港朝天宫董事会，1997年），页11—29。）至于原住民，康培德《南势阿美聚落、人口初探——十七到十九世纪》，同样运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综合其他文献，重建花东纵谷北段花莲港一带南势阿美族的人口变迁。根据他的推估，17世纪以来南势阿美人口增加之势，在1875年开山抚番政策进行之前，人口约有7 000余人，至1895 年降为6 000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为：1878年清廷军队的打击、 汉人的打击、汉人与阿美妇女通婚。（注：《台湾史研究》4.1（1997.6 ）：5 —48。有关荷兰时代台湾的原住民人口，以中村孝志的研究较早。据他统计，17世纪50年代台湾原住民至少为3.1万余人， 可参考其《荷兰时代的台湾番社户口表》、《从村落户口调查看荷兰的台湾原住民统治》，见《台湾风物》44.1（1994.3）：197—234、《台湾文献》47.1（1996.3）：143—153。）此外， 李玉芬《绿岛的人口成长与变迁》，探究绿岛自十九世纪初期汉人入垦以后迄今的人口变迁。19世纪后半期该岛土地已垦殆尽，日治初期人口约五、六百人，战前人口以自然增加为主，呈封闭性人口成长特性。战后人口持续外流，外移人口集中于台东平原及新港。（注：《东台湾研究》2（1997.12）：99—130。） 移民研究方面，日本统治时期的日本移民活动颇受注意。旧作如钟淑敏《日据时代的官营移民——以吉野村为例》、郭中端《日据时代日本移民都市发展之研究——日本人农业移民之探讨》，仅点状式或概括性叙述。（注：钟淑敏一文见《史联杂志》8（1989.6）：74—85， 郭中端文章见《建筑学刊》8（1988）。 ）近年来有张素玢《台湾中部移民村之研究，1932—1945》及苏荣芳《台湾总督府的移民事业》继续这个课题。张素玢以1932年以后的日本官私移民为主，此期土地来源为配合治水、灌溉系统及造林防砂工程而产生的河川浮复地和保安林地，官营移民村农作采多角化经营，顾及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均衡种植，私营移民则偏重经济作物。著者认为，此期中部移民的成效整体而言虽然失败，但是就农村经济而言，移民对热带作物的栽培技术已累积相当经验，且移民村设立第四年后移民经济已越稳固，长期来看亦有成功的可能。（注：张素玢，《台湾中部移民村之研究，1932—1945》一文见《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429—498。 有关日本占领时期日本农业移民的研究， 更完整的著作见张氏《台湾的日本农业移民（1909—1945）——以官营移民为中心》， 为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博士论文。）苏荣芳概述总督府官营移民（1911—1917、1932 —1938）的过程及评价， 认为官营移民的效果并未达到总督府所宣称的四项政策方针，即：统治台湾的必要性、对南洋热带区域的发展、抒解日本内地人口过剩及殖民地农业人口过少的弊害、国防与同化的必要性。其中，第三项唯抒解日本内地人口过剩的作用较明显，第二项只在后期官营移民略有具体作为，其余项目效果微乎其微。此外，官营移民村的建立，对台湾东部荒野、西部河川新整地的垦殖也有一定的贡献。（注：《史穗》，创刊号（1997.10）：19—47。） 日本移民由于人数过少，对汉人社会影响不大，但是汉人移垦活动长时期推展的结果，却对原住民的迁移影响颇大。洪丽完《二林地区汉人拓垦过程与平埔族群移居活动之探讨》，以中部二林社和大突社二个平埔族部落的移民个案为例，探讨造成平埔族迁徙的原因。她认为土著部落由于游耕及狩猎之故，原本即有迁徙习性，不过18世纪汉人拓垦活动的扩展，既是促使土著迁徙的原因，也是限制土著移民的因素（受汉式定耕的影响，放弃迁村旧习）。但19世纪中末期平埔族有计划有组织的迁入埔里盆地，则与个别部落的经济能力有关。二林社因资金具足得以废社远离，大突社经济情况不佳，仍多驻足故地。（注：《台湾史研究》4.1（1997.6）：49—96。对平埔族的迁徙， 洪丽完另有“从日治时期大社庄之地权移转看岸里大社的迁徙活动”研究计划，以大社庄（今台中系神冈乡境内）的拍宰族（Pazeh， 岸里社群的主力族）为其研究核心。见《台湾史学通讯》6（1998.3）：63—66的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