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工业的研究中，王树槐以建设委员会档案为主，以电厂为单位，展开一系列的电业研究。王氏研究的电厂包括上海、镇江、南京、江西九江等地，其研究取径自我定位为企业史个案研究，多著重内部经营情形以及政府的角色。个案之中，南京的首都电厂为建设委员会的经营事业之一，其余电厂或自清末的官办改为商办，或为民间自设经营。（注：南京首都电厂的研究见《首都电厂的成长，1928—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91.6）：293—334。）其《上海浦东电气公司的发展，1919—1937》、《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上海翔华电气公司，1923—1937》及《上海华商电气公司的发展，1904—1937》四文，说明电厂经营顺利者，或在于企业主的专业能力、管理长才、洞见当地未来的发展潜力（如浦东公司的童世亨、翔华公司的陈保钦），或在于企业资金雄厚、政府的协助（如华商公司、闸北公司）。至于政府的态度，以翔华公司从激烈的竞争中争取设立的例子来看，省署与省以下的基层机关团体立场互异，中央政府则多居中妥协。但整体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对电厂经营仍以协助为主，如华商公司改商办及扩充营业区，为配合地区需求，政府少有阻碍。（注：此四篇论文依序见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89—132、25（1996.6）：167—212； 《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上册，页157—182；《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581—603。） 上海以外，王树槐《江苏省第一家民营电气事业——镇江大照电气公司（1904—1937）》，说明大照电气公司由于镇江市经济日渐衰落而未能发展。（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1995.6）：517—571。）而《九江庐映电灯公司：自营与政府的整理（1917 —1937）》，则说明电厂因经营困难，一度由建设委员会接管， 至步上正轨后再归原公司经营。此个案显示早期大多数电气事业面临资金筹措及人才缺乏的情形下，政府角色的重要性。（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137—184。） 其他工业方面，何思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之发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七）》概述卷烟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从外资色彩鲜明到华资崛起的演变过程。（注：《国史馆馆刊》20（1996.6）：95 —114。）程玉凤《从技术转移看“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培养——以“三一会派”为例》，肯定1930年代派员赴美学习电工、电力、机械等工业技术的人才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注：《国史馆馆刊》20（1996.6 ）：139 —175。） （四）赋役、租税与财政 这方面的文章，有探讨官方对城市工商业者（行户）的强制性买卖（临时性的税）和行会上供的弊端，如黄纯怡《试论宋代的科率》、《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叙述宋代科率制度的实施、流弊、政府的改革，以及对行会实行以钱代役的始末。（注：《试论宋代的科率》见《兴大历史学报》5（1995.6）：97—114；《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见《兴大历史学报》4（1994.5）：41—54。 ）也有以手工业物料及流通的成品为主，如罗丽馨《明代的手工业税》，依课税机构、方法、税额分别详陈，税额方面由于史料缺乏，只能根据部分钞关及门摊税（近似营业税）略作推估。（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相关主题可参照罗氏近年专著《十六、十七世纪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台北县新庄市：稻禾出版社，1997年），对当时手工业部门的制造、流通情形言之甚详。）宋惠中《晚清湖南的商业税与商业网络——以厘金资料为中心的讨论》，除了检讨厘金数字作为反映通过贸易量的可能限制之外，从厘金局卡的设置区位来看，反映湖南省内贸易网络的建构仍以便利的水系为主。（注：《史原》20（1997.5）：363—401。）王良行《1929年中国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从进口税率、税额及进口物量三方面，分析1929年国定税则的真正功能。根据他的分析，该项税则确有保护民族工业的功能，而非如经济学界所说的只是增加税收功能而已。（注：《近代史研究》1995.4：209—248，此文又收入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中。） 财政方面，政府的盐专卖制度和盐法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形，及其如何影响地方财政，向为研究重心。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描述两广盐政的发展始末、差异、亦即广东一直实行商运商销的钞法，广西则是经过官卖与钞法反覆更迭之后，确立官卖的稳固地位。梁氏认为，南宋中期以后两广形成广东抑卖盐钞、广西官卖抑配的现象，使得两地的盐法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其实已近乎官卖。（注：《大陆杂志》88.1（1994.1）：7—19、88.2（1994.2）：14—27、88.3（1994.3）：15—27。）两广之外， 区域盐政的讨论还可参考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及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二文。这两篇文章都讨论盐利与四川财政的关系，前者侧重军事因素和政府介入盐的生产管制，后者偏重盐利的广泛用途。据梁氏所述，南宋初年四川因负担对金战役经费以致财政生困，中央政府以四川盐利作为经费来源，实行引盐法，亦即经由对盐商征课而将私井纳入管制，以增加课入的纾困办法。结果，井户和盐商的境遇因政府偏于以课利为标的而趋于恶化。政府虽曾致力改善这种现象，但当对外战事再发带来财政压力时，政府的政策仍是课入优先。在许世融的文章中，强调四川盐课收入在岁计、边防、养士的多方贡献，并叙述北宋政府从处理与盐有关的族群或社会冲突事件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盐笼番”政策，以宋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作为交易，换取边境和平。（注：梁庚尧文见《台大历史学报》20（1996.11）：501—536。 许世融文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6（1994.9）：107—127，有关川盐的细部研究，可再参许氏硕士论文《宋代川盐的生产管理运销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