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经济思想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守军(1945—),男,辽宁大连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系,辽宁 大连 116025

原文出处:
财经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严复的经济思想: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要求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以自由发展的权利;倡议变法改革,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政治障碍;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方面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主张。严复经济思想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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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1999)10—0071—05

      严复(1854—1921年),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身于一个普通中医家庭。1867年考入左宗堂创办的福州造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海军,1871年毕业,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留学期间,除学习海军外,他用很多时间阅读和研究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注意考察英国的政治、社会制度。 1879 年回国, 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 1880年被李鸿章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升任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在该校任职20年之久。这期间,严复积极宣传改革变法。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严复的进步思想,受到当时先进人士的热烈赞扬,也引起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辟韩》发表后,张之洞曾指示人著文驳斥,并企图对严复进行迫害。反动势力的威胁,使严复失去了斗争的勇气,没有积极参与以后的变法维新运动,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著作的介绍和翻译工作中。1898年出版了他所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1901年出版了以《原富》为名所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著作为当时蓬勃兴起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对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20世纪初,严复思想转向消极保守,他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主张复辟帝制,提倡复古尊孔,反对“五四”运动,由一个进步思想家堕落成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封建复古主义代表人物。

      严复经济思想的积极内容主要集中在他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著作——《原富》一书的按语和他发表的一些政论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封建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洋务派的官僚垄断政策,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争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种要求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反映。

      严复首先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宣传经济自由主义。严复既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也了解当时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大量接受庸俗经济学观点。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经济学时,却没有选择庸俗经济学著作,而是选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进行翻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比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更适合中国的情况,“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注:《原富》译事例言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下同。)正是在其所译《原富》的大量按语中,严复借题发挥,对清政府和洋务派压制、阻挠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做法,进行了尖锐地抨击。选择并花费极大气力翻译《原富》,是严复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

      严复指出,只有自由放任,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国家才能振兴。他指出,社会群体是由各个个人构成的。个人的状态如何,决定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面貌。只有使群体中每个人都积极求智求强求富,士农工商各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要求于政府的,是能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不是代他们经营其生计。除了兵刑二者应由国家负责外,其他一切事情,如礼教、营造、工商、树畜之事,“只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已多。”(注:《原富》第346—347页按语。)“凡一切可以听民自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注:《〈庄子〉评议》,《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以下简称《严复文选》第480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严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理论和做法,都进行了批驳。

      一种是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对一些行业予以扶持,而对另一些行业进行限制。严复认为,财富是靠民力生产的。国家的支持和限制,必然要影响百姓生产力的自由发挥,从而影响财富的生产。所以国家用法术干预的结果,只能减少,而不会增加财政收入:“盖法术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收成狭,少取且以为虐,况多取乎?”(注:《原富》第494页按语。)

      一种是从平抑物价出发,主张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干预。严复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驳斥说,物价如同流水,只要顺其自然,它就一定趋平,用不着政府干预。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平抑物价,如同在半山修水库拦水,库水虽平,但并非真平,所造成的水面其实远远高出自然形成的水平面。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平价,实际也远远高于自然形成的水平价格,实际是官府垄断高价。只有自由竞争,才能不仅使物价真正趋平,而且能使物价趋廉。

      严复还批判了行业垄断行为,认为这种垄断虽然可使该行业产品价高利厚,但却有损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世界各国相通的时代,特别是像中国这种大门已被外国打开,外货已无法禁绝的国家,这种垄断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外国货物的低廉价格必定会将该行业的产品挤出市场,从而使本国该行业无法生存:“使其国已弱,力不足以禁绝外交,而他人叩关求通,与为互市之事,则货之本可贱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贵矣,而他人无此,则二国之货,同辇入市,正如官私二盐,并行民间,其势非本国之业扫地无余不止。”(注:《原富》第142 页按语。)严复指出,洋务派在中国所推行的官僚垄断政策,造成的正是这种后果,不仅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糜无穷之国帑,以仰鼻息于西人”,(注:《原富》第509页按语。)使中国经济愈来愈从属于外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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