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近代中国宏观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来说，几乎所有的一般宏观金融理论都不完全适用——前提假设都有较大的差距，有时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所有必需的数据都不理想——或缺乏时间序列性、或缺乏全国的代表性、或众说纷纭、或干脆没有……这种困难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以外的经济学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尝试这个宏大课题的研究，无非是想做一点基础工作，求教于诸位前辈和同仁。 一、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前提假设 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前提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假设就肯定有遗漏，能概括某一过程中所有经济现象的前提假设同样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这种“相对”，说的就是在理论自身的限定条件——前提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是正确的。 主流派货币理论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隐含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是：（1）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 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2）生产要素及产品无限可分， 各生产单位均能利用同一的技术；（3 ）货币与实物资产是替代品（无论在时段上还是时点上）；（4）货币发行是无成本的。 建立于上述前提假设基础上的主流派货币理论能否应用于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更贴近历史事实，我们先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以期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一）分割严重的国内市场 近代中国的国内市场是被各种经济的、非经济的因素严重分割的。大量的经济单位所面临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所得的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或政治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 1、商品市场的分割性。在比较完整的市场内， 由于价值规律不可抗拒的作用，各地物价一般是比较一致的。但近代中国各地的物价往往差别极大。北平社会调查部曾对1920年沈阳、北平、汉口、兰州、重庆、贵阳、上海、昆明8个城市粳米、猪肉、棉花、食盐、白糖、 斜纹布、煤油等七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做过调查。调查显示，上述七种商品在8个城市的价格相差较大。除棉花差价不到一倍外， 其它商品的差价分别达到一倍、几倍或十几倍，相当惊人。（注：详见王清彬：《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67—109页。 转见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1931年， 陕西棉花每担10余元，河南郑州却高达40—50元。1935年湖南湘乡每百斤小麦的价钱为6.04元，而邻近的涟源只有1.82元，相差3 倍多（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56页。）。这类事情在近代中国比较常见。各地同类商品的价格差异，一般说来应该反映各地间的运费、厘税等交易成本。 从全国各地区时间序列的价格指数观察，起落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异，据《南开指数年刊》对1926—1936年华北、广州、上海、汉口、青岛、南京诸地所做的批发物价指数研究（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7，第41页。），华北、广州和上海三处是中国较有代表性的地方，物价指数的起落差动辄在10个百分点以上，3—5个百分点是常见的现象。南京、汉口和青岛也是这样。 各地商品市场的价格，是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者收益率的综合反映。它既反映供给与需求力量对比的结果，也引导着生产和消费的方向。各地较大的价格差异长期存在，说明地区间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的转移存在着强大的经济、政治藩篱，说明了近代中国市场分割性的顽固。 2、货币制度的分割性。近代中国货币的花样之多， 是世界罕见的。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长期是银两、银元和铜钱并用。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之前，仍然银元与铜钱并用。银币与铜币并没有固定的比例关系，铜币也不是银币的辅币。随着银价或铜价的变化、银币或铜币质量的变化及银币或铜币供求关系的变化，银铜两种货币的比例关系都会相应地变化。上海与国外的贸易固有汇价的问题，上海与内地农村的贸易也有银币与铜币的换算问题。洋货进口到上海，一般用金币或银币折金支付；洋货转运到内地城市，一般用银币支付；再运销小城镇或乡村，一般用铜币支付。苏州曾是银币与铜币的兑换中心，商人们在内地推销洋货后，常将所得铜币运此兑换银币，汇往上海办货。而且，各地银币、纸币（银行券）和铜币的“花样”也是不胜枚举的。 3、各地技术水平参差不一，产业收益率难以接近。 我们没有各地区生产设备使用的详细数据，但根据科技人才在各地的分布情况大略可以推测一二。 1940年，国民政府曾对全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分布情况做过统计，其范围，主要是具有大学或高等专科学历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包括工商管理、财政金融、会计、统计、仓储、广告设计等专业的管理人才及初、中级技术人才。从工程技术人员的地域分布来看，以江苏（含南京市）、上海最为集中，次为河北（含天津市）、四川、山西、广东、山东等省。江苏省的南京市曾为国家首都，大批军政机构及国营企事业单位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吸引各类技术人才，造成人才高度集中。江苏境内的1117名工程技术人员进入军政机构任职的多达517人，占46.3%。而作为通商巨埠的上海，人才的流向却是另一种格局。在927 名工程技术人员中，在军政机构任职的只有78人，占8.4%， 余者都在企业和教学科研机构工作（注：徐鼎新：《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其它如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四川等省也各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对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四川是由于抗战爆发、工厂内迁的特殊社会环境，使这个人才相当匮乏的西南省份才有了新的人才格局。陕西省和云贵两省也在资源委员会和工厂内迁的过程中流入了一些人才。东北三省由于被日寇侵占，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那里工作的较少。排除抗战爆发工厂内迁的因素，工程技术人员的分布大体上可以反映近代中国各地区生产设备的技术状况。上海江浙地区、天津河北地区技术水平是最先进的地区，山东、广东、湖北次之，其它地区一般，西北、西南、福建和广西等交通运输条件不好的地区则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相应地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