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在中国始于北宋时代，比西方纸币的面世要早六七百年之久。纸币为什么最早产生于中国？笔者认为，这与唐朝统治者实行的禁银政策有关。 关于宋代纸币的产生，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是唐宋商业发达的条件下，由于铜钱不足，铁钱泛滥，不便贸易，因而产生出纸币“交子”。这种解释虽有道理，但并不充分。第一，早在纸币问世之前的唐代，社会上下已普遍把金银看作流通中的“轻货”，即使在宋代，金银仍与纸币一起被视为“轻赍”。特别是在唐代出现铜钱告乏的窘况下，由于采银业的发达，银在当时的流通领域日显活跃，它不仅客观上起着弥补铜钱不足或携带不便的作用，而且还存在着向本位货币过渡的趋势。第二，纸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货币。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指出：“流通中的货币，在它完全由那与被代表的金币同值的纸币所组成的时候，才达到最完美的境界。”而唐宋时期的铜钱和铁钱都还带有实物货币的属性，因而被销熔的现象极为普遍。所以，在唐宋之际，由铜钱不足、铁钱难用，进而一下跳越到货币的最完美境界──纸币阶段，应该有别的原因。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的商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客观上造成了对货币数量的更大需求；随着远程贩运和大宗商品交易的兴隆，携带体小值大较为轻便的货币日益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那么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理想货币是什么呢？从唐代流通的情形来看，显然不是铜币，更不是纸币，而是贵金属银。 首先，中唐以后，唐政府为解决巨额铜钱的运转困难，已创制出一种“飞钱”，而这种“飞钱”当作货币在社会上流行，又为客商们带来方便，可以“轻装以趋四方”。但由此又可以看出，早在宋人患铁钱重之前，唐人就已患铜钱重了。其次，纸币固然可以保证其来源的永不枯竭，并具有身藏万金而人不知、轻捷致远而无不便的优点。但是，在纸币尚未出现的唐代，纸币的这些优点是人们无从认识的，更谈不上有意识地选择它。 再次，从唐宋商业发展的规模和性质来看，这一时期货币发展的理想选择应该是贵金属银。因为，一方面，是货币史上，贵金属货币是属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货币；另一方面，中国自唐代始，银的生产和流通渐广，为中国币制的更新提供了希望和可能。 唐代大量产银用银的事实说明，银在当时的流通中已客观上起着缓解铜钱不足和携带不便的作用，并确实存在着向本位货币过渡的迹象。而终唐之世，银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成为本位货币，不能不说与唐朝政府奉行的禁银政策特别是元和禁银令有关。《唐律疏议》明文规定：“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唐元和三年，宪宗针对岭北银冶的增多颁布了《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有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适开玩好之端，岂救饥寒之患。……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有人考证，在诏书下达后，“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可见这一禁令带来的后果。唐代统治者对银的生产和流通之所以实行长期的禁限政策，有两点原因值得考虑。其一，重本抑末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思想。在唐初，当银的开采流通漫延开来以后，许多交粮纳赋的农户上山采银、冶银，从而使唐王朝预感到一种荒废农事的危险。其二，唐代统治者始终是以一种极为保守庸俗的眼光看待金银的，认为如果任其开采流布，只会助长奢靡之风。 唐朝的禁银政策对以后中国币制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就是：银迅速成长为一种新的通货的希望一时化为泡影，铜钱所固有的矛盾更为加剧，从而导致了唐季五代时铁钱的恣行泛滥，并促使中国先期进入了“纸币时代”。 史林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