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至清初的人口过剩

      有人提出“1754年前后，中国人口已达到临界点（危机点）”①，意即自此之后，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负载力。中国人口的增长果真是到18世纪中叶才达到临界点吗？自公元二年首次有明确人口数记载至1754年间的一千七百多年中国有无过剩人口问题？笔者不揣昌昧，以此为题，意在抛砖引玉。

      一、

      有无人口过剩并不是以人口多寡为衡量标准，而是指人口数量是否超过了特定地区特定时间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容纳的人口容量，倘若实际存在的人口数量超过了特定区域特定时间特定社会经济生产力特定人口消费水平下所能够容纳的人口容量就是人口过剩量。人口容量可以量化、量测。只要将土地、水资源、草场、矿产和生物、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和气候、地形等自然条件素质作为食物能量生产的基础，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人口容量增减的支撑──变量，把人均消费水平和社会分配机制作为变量系数来计算，则人口容量是可以用公式来计算的，即可设定该公式为：

      

      其中，P为人口容量(Population)，R为资源条件(Resource)，E为经济水平(Economy)，m为容量消费水平(maintenance)，p为社会财富分配比例(percentage)。从式中可见，人口容量是个动态变量，自然资源相对于农耕社会（土地、水）和工业社会（矿产、生物、海洋资源）具有不同的意义，经济水平高低及时序波动最直接支撑着人口量的波动，资源、经济相对稳定时，人口容量消费水平高则人口容纳量少，消费低则容纳量大，与此同时，社会财富分配比例机制合理则人口容量大，社会分配比例失调则出现相对人口过剩。于是，衡量人口过剩与否可将上述公式转换为：

      

      有人将人均360斤年消费食粮作为维生最低标准，若以此为标准，那么，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财富分配比例机制健全合理时人均消费量为360斤，则此时经济水平与人口量之比已处于临界点，若低于360斤，则人口量已超过经济承载力，即出现过剩人口。问题是，封建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可能实行有计划的调控，其调节是自发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铺张浪费又是必然的，要准确测算就变得非常困难，即使用最先进的计算机，也只能算出人均食物能消耗量的大约数，难以用精确的数量表示。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还存在着历代人口统计区域（历朝疆域大小不同）和统计口径（历朝只统计户籍人口，不甚准确）不同而出现的人口数量变化曲线不准确，粮食总产量也是一个大约数，更多的只能靠估算。如此看来，维生水准不好测定，人口量与食粮总量又不准确，岂不难以说明人口过剩问题？的确，如果一味地要求用一个量化的数字来说明，是任何人都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现代某些人口理论作为分析工具，结合中国人口史发展的一些最显著特征来考察，则汉至清初的人口数量在某些时候是否存在相对过剩是可以测定和推断的。

      二、

      纵观中国人口发展，自有明确的人口记载至1754年的一千七百多年间，中国人口增长曾有过超越经济承载力而造成悲惨局面的时候，其证据如下所证：

      第一，西汉至清之间几次人口增减大波动，表面看来是兴衰丧乱所致，实质上是人口增长超越经济承载力造成的人间惨剧。

      从统计资料看（虽然历代人口统计只计与征收赋税有关的那部分人口，不是全部人口数，统计数字不是很准确，但从长远的历史发展和宏观整体看，这些统计数字同样能说明这一千七百年间的人口大波动），公元2年，人口有59,594,978人，经过公元17年以后长达10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到公元57年，减少到21,007,820人；公元157年人口有5648.6万人，经过184年至280年的黄巾大起义和三国混战，人口仅剩下1616万人；隋末农民大起义及此后的战乱使人口由609年的4601.9万降到620年的1千万；“安史之乱”使盛唐的人口由755年的5291.9万降到760年的1699万；北宋中期（1109年）4673万男丁，经1127年的“靖康之乱”到1159年检视户籍时，仅剩下1684万；有明一代，人口一直保持于五六千万之间，明季丧乱之后，仅剩1403.3万人（1655年）。

      人们解释这六个时期的人口增减（虽然说统计数字不是很精确，但都承认增减的确存在），都说历代王朝兴盛与丧乱所致，是乱导致人口下降。用兴乱来说明人口增减是最简单最不费力的一种方法，但它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周期性的人口波动。

      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人口总和与社会经济承载力比例失调所致。某一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下人类创造的食物能实际上有一个最高限额，因为土地开垦与利用、作物品种与产量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现有度决定了食物量有一个最高限度，在这一限额之下，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比例的变化，尤其是在各种社会弊端的冲击下，造成一种人口量超过社会经济总供给量的超负荷状态。

      考察人口总量与社会经济承载力之间的关系，要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生产量决定了该社会的人口规模，而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剩余劳动提供量则决定了该社会科学文化繁荣和其它非生产性活动人口的最高境界。中国历代王朝的生产力水平都处于农耕文明时代，农业生产成为一个提供食物能的最主要部门，其它部门诸如手工业、商业和社会科学文化事业，以及行政官僚机构等非生产性部门的发展程度，便取决于农业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量。然而，农民生产的各种产品有一个有限的量，这个总量必须减去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储备，才能以提供“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受征发或受雇于国家及各级官僚机构、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的总量不等于社会总的需求量，农民所能提供的剩余量也不等于国家机关和官僚地主等食利者阶层所要的消费量。当农民生产量能满足社会总量时，社会再生产较大幅度发展，人口再生产加速，当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量不足以支付食利阶层的消费量，食利阶层依靠暴力来榨取和掠夺时，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导致社会动乱以致战事连绵，动乱与战争又加重了对再生产过程的破坏，人口再生产停顿直至人口数量急剧锐减。由此可见，社会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过程并不仅仅决定于人与食物的生产与消费循环，它还决定于消费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