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并为未来提供借鉴的鲜明特点，但就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论著和文章来说，还不算很多。在研究范围上有一定扩展，但也还存在一些缺陷。现就笔者所见，择要介绍如下。 经济思想 在经济思想的研究方面，除了对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划时代的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了较多研究外，对其他重要领导人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的思想亦有涉猎。 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论述多集中在农业方面。李体文、于淑雪在《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论略》（河南大学学报2）一文指出，农业以及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毛泽东能清醒地看到并紧紧把握这一点，在领导中国革命之始，就将重点放在农村，以农村作为革命的突破口，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中，毛泽东的农业经济思想也逐渐形成。该文就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中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土改及发展农业的方针等内容作了探讨。许平在《试析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观》（毛泽东思想研究1》一文中从另一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农民休养生息观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认识基础，而一方面引导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一方面减轻、限制负担使民不伤则是毛泽东的农民休养生息观的基本内容。文章还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关于农民休养生息的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为指导，根植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 针对有人认为毛泽东实行的是一套闭关锁国的政策，杨宗丽指出，考察毛泽东几十年的思想和实践轨迹，在思想上他并非想闭关锁国，但在实践中他遇到了许多客观条件限制。其实，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提出过对外经济交往的设想，并曾在解放区努力将它付诸实践。建国后，毛泽东千方百计突破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开通经济交往的渠道。如果说中国曾实行封闭政策，那也不过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坚持敌视中国的结果（毛泽东与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党史研究与教学2）。 另外，耿香玲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毛泽东思想研究1）、杜中新论述了《毛泽东关于利用不平衡规律发展经济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论坛1），还有许多文章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发掘，这为以后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打下了基础。 关于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杨浦林、赵德馨主持编写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一书，可说是一部力作，全书33万6千字，主要分“导论”、“上篇”、“下篇”、“结束语”四部分。“导论”部分对全书论述的对象及其各个方面进行了严格的界定和阐释，它包括：一、对象与目的；二、主要内容；三、形成和发展；四、思想来源；五、特点；六、历史地位。上、下篇主要就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分别展开论述。上篇为“关于中国近现代三种经济形态的学说”，它分为四章：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理论；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四、对两种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下篇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学说”，它包括五个部分：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理论；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改革的理论；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处于不发达阶段的理论。“结束语”指出了评价一个人经济思想的标准，同时对毛泽东经济思想其所以具有那样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看待毛泽东各种经济思想谈了看法。全书结构严谨，各部分配合，相得益彰。论述内容亦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在刘少奇经济思想研究方面，剧锦文的《托拉斯，我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次尝试》（党史文汇4）和吕小蓟的《刘少奇对办托拉斯的有益探索》（党史文汇5）两篇文章，就刘少奇提出办托拉斯的思想、尝试的结果和意义进行了探讨。薛萍的《刘少奇在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贡献》（四川大学学报3）论述了刘少奇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纠正“大跃进”以来人们的错误认识，并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作者认为，刘少奇同志对当时困难的估计是正确的，对其原因和责任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勇于正视问题，敢于承担责任、大胆调整的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摆脱经济工作中每隔几年便会或轻或重地重现一次“左”的危害，做好经济工作十分有益。 此外，荣开明的《刘少奇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与贡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4）、孙建娥的《刘少奇论以股份制引导农民步入市场》（毛泽东思想论坛1）等文章，都对刘少奇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较广泛和深入的论述。 关于周恩来、朱德的经济思想，有王毅武《简论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武汉大学学报3）和陈友群《总司令的经济观─朱德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创见》（中共党史研究5）等文章。陈文指出，50年代朱德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极力主张充分发展沿海工业，及早开发海南岛，军用生产同民用生产相结合，放开手脚搞活对外贸易工作，大胆组织合作股份公司的思想都是很深刻和富有创见的。作者还认为，朱德的许多创见是从不断完善的实践中产生，经得起长期实践的检验，是一种实践型的理论。 李家详撰著的《邓子恢经济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主要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三个主要历史阶段，系统地介绍了邓子恢的主要经济思想。全书17万多字，涉及邓子恢各种文稿约120篇，是论述邓子恢经济思想的具有开拓性的专著。此外，还有刘蓬勃的《邓子恢农业合作思想探析》（当代中国农业史研究1）等文章。 关于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是近年来论述得最多的。学者们从各方面进行着阐发和探讨，写出了许多有一定深度的文章。对邓小平经济思想萌芽于何时的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四种不同意见：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战争年代；二、50年代，以党的“八大”为标志；三、1975年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四、1975-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赵俊臣在《试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云南社会科学4）一文中认为邓小平经济思想萌芽于1975年至1978年底，形成于1979年至1989年底，发展于1990年以后。罗宗荣、龚自德和周锐京则侧重于对《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认为其滥觞可追朔到“八大”。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为纠正“文革”错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开始清晰地构建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理论准则。1976年以后，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后的“拨乱反正”，这一思想趋于成熟。“十二大”以后的五、六年时间里，邓小平继续反复强调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突破了传统观念和模式的新的理论观点。1989年以后，在经历了国际国内重大事变后，邓小平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的指导原则，冷静地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深刻地总结了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并于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使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各方面都得到深化和升华。胡义成探讨了邓小平市场经济的理论渊源，反对把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说成只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及教训的总结。而不顾及这一论断对当代中国外经济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批判借鉴，提出要改变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这种“闭关锁国”方式。他认为当代国外经济学成果，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提供了一个理论来源，这也符合邓小平放眼看全球的开放意识。他主要列举了四大参照系进行论证。其一，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其二，东方经济巨人日本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三，西方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的理论成果；其四，在批判借鉴国外当代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继承和发展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外经济学成果与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7）。此外，张国伟也探讨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观》（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