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明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平稳，笔者所见有关明代经济史（含明清）的论文约90篇。但分布颇不平衡，一些传统课题如土地制度、手工业、民族经济与民族贸易、市镇经济等问题研究不多，有的甚至无人涉及。以下就所见论文作一简要介绍。 财政 梁方仲曾介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几种文书为嘉靖四十五年泉州府德化县黄册原本，这已为目前史学界普遍引用。栾成显经过考证，认为它们并非黄册原本，实际上一类是嘉靖时泉州府永春县造报的保甲文册，一类是嘉靖四十五年德化县蒙府信牌备造送查的嘉靖四十一至四十五年钱粮文册。他介绍了在明清徽州契约文书中发现的散叶形式的黄册钞底及成本的黄册底簿，考证了有关问题，评述了它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价值（明代黄册底籍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文史总第38辑）。栾成显另外考证了历史所所藏一种徽州鱼鳞册残本为祁门县龙凤时期所造，分析了该鱼鳞册所载田土资料，探讨了徽州地区龙凤经理的历史渊源、具体过程及其历史地位，认为它作为当地明朝开国之初第一次土地经理所确定的田土数额和税粮科则，地权影响延及洪武时期乃至明代和清代。他并认为明代鱼鳞图册始造于龙凤时期（徽州府祁门县龙凤经理鱼鳞图册考／中国史研究2）。关于鱼鳞图册另有冯丽蓉《明清无锡〈鱼鳞图册〉简介》（史林4）。张海瀛根据明万历《山西丈地文册》，考察了《明代山西万历清丈与地亩、税粮总额》，为万历清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实例。他认为明代山西地亩和税粮隶属于布政司、山西都司与行都司、王府三个不同系统。他并对明代耕地面积提出了看法，认为应将明代全国耕地面积分为行政与军事两个系统考察，明代耕地的最高数额不应当在明初的洪武二十六年，而应当在明中叶万历清丈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3）。 鲍彦邦探讨了《明代漕粮折征的数额、用途及影响》，指出，为了保障北京和北边的粮食供给，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明政府在漕粮“不得蠲免”及“务运本色”的指导方针下，不仅对漕粮折征的数额实行了有条件和有限量的控制，而且对漕折银的用途也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但正德以后，由于漕粮“改折数多”和漕折银“积年逋欠”，直接导致了京边仓储的日趋匮乏及粮食供给的日益紧缺，对明代社会及明王朝专制统治产生了严重而深刻的影响（暨南学报1）。林枫考述了《明代南昌、袁州、瑞州三府的官田重赋问题》，认为三府重赋主要源于政治原因，包括元末陈友谅所加重赋和明初朱元璋采取镇压支持过张士诚、陈友谆的地方的政策所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蓝勇探讨了《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6）。 姜晓萍探讨了《明代商税的征收与管理》，认为从商税税目和税率的变化看，以仁宣时期为界，明代的商税征收呈前简后繁、前轻后苛的趋势，从榷税范围看，明代税网之密，前所未有。明代商税制度的完善，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发展的必然反映，各个时期征税状况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明代商业的复苏、繁荣和走向重创的曲折过程；为了确保商税征收的正常进行，明政府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税务管理制度（西南师大学报4）。 明代军费以前研究不多。邱义林指出，明中前期军费供给发生了一些变化，卫所世兵制募兵代替，军费开支由劳役、实物而变为实物、货币，由多渠道的、分散的供给办法发展成为国家财政集中统一供给，军费收支的经济结构由于货币的介入而从简单到复杂过渡。这些变化的原因在于国有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化过程，屯田制难以继续施行，军户制度的破坏导致卫所世兵制的破产，商品经济的繁荣改变了军费供给的形式，瓦解了世兵制（明代中前期军费供给特点的形成与演变／江西社会科学6）。梁淼泰研究了明代“九边”军饷，估算了九边军饷粮料草布的单位折银数，弘治至万历前期各朝各镇的各项九边饷数并估银数，以及九边钱数的实在收入数和实在用数（明代“九边”的饷数并估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4）。 农业、手工业 张国雄分析了“湖广熟，天下足”的发生发展，认为一谚语至迟在弘治初年已经出现，最初它主要表达人们对两湖开发寄予的殷切期望，而并不象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两湖商品粮已大量输出并由此成为全国重要粮仓的标志，弘治以后至明末这一谚语才初步名符其实，清代完全成为现实。从其内部来说，促使这一谚语内涵发生变化的首要原因，是两湖内部先进农业区的建设，其粮食生产具有初步的商品生产性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也至关重要，从外部来说，以外省尤其是江浙对其商品粮输出的依赖为前提（“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3）。张国雄又研究了明清时期的两湖开发，指出其重点已由唐宋时的湘中丘陵、鄂北岗地和鄂东丘陵、沿江平原转向江汉─洞庭平原和西部山区，形成了新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格局，因此进入了全国先进农业省的行列，其内部出现了鄂东、江汉、洞庭、湘中四大块经济最发达、生活最富庶的先进经济区，唐宋时期发展程度高的鄂北被摔在了后边。并指出，随着农业开发，两湖农业生态环境出现了森林资源减少、河湖状况改变两个突出变化。同时在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外，不同地形区的变化也相互影响，研究明清时两期两湖人地相互作用的机制，要把两湖不同地形看作一个系统综合考虑，这点对目前长江中游的开发极有启发意义（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龚胜生作了《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指出，三省耕地均以水田为主，但省际间有较大差异，湖南、江西、湖北水田分别为92.8%、85%、55.9%，在空间上呈明显的梯度分布，而自然条件制约是这种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且土地开发程度越深，自然制约也越清晰；以水田为主的耕地结构使该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稻米产区，水田比重差异也是造成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粮仓地位高低的主导因子（中国农史2）。以上各篇系对湘鄂赣开发和环境的研究，梅莉则考察了《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并与唐宋时期作了比较，又将明清湖北茶叶发展分为明代至清初的沉寂期、清中叶后的复兴期（湖北大学学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