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先秦秦汉经济史论著数量仍然可观。从研讨问题的内容看，文明起源和与商品经济有关的问题为两大热点。 文明起源 近年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随着良渚文化新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一些学者认为长江下游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从而构成对中华文明黄河流域起源说的挑战。例如车广锦认为南方的古城以有大型围沟为特点，赵陵山和寺墩遗址是良渚文化古城，并分别代表了良渚文化古国的初级和高级阶段。良渚文化高于同时代的其它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才真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良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世界意义（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研究／东南文化5）。林华东列举了良渚文化的各种成就，也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大源头。（从良渚文化看中国文明的起源／浙江学刊6）。杨菊华把良渚时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玉器时代，其文化包括了等级制宗教礼仪，语言文字等一系列特定内涵。（良渚文化与玉器时代／文博4）。在这类观点的学者中，独树一帜的是陈剩勇。陈氏表示反对将文明视为一项或多项经济、文化因素之拼盘的“博物馆清单”式文明观，又试图绕过争议颇大的“国家”概念，而把审视的聚焦点对准古籍所载中国第一个王朝即夏王朝的崛起过程上，他撰写了《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副题为“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湖南出版社94.5）。该书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一、夏文化或夏族发祥地及其变迁。他认为把文献所载夏文化的内涵与各地史前文化遗址相对勘，可肯定夏文化萌生崛起于东南史前文化圈，夏民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二、中华文明崛起之际姓族社会内部的继嗣制，他认为从黄帝开始到尧舜禹时代，中国主要族姓集团内部实行从母居、从母姓的母系继嗣制。三、礼的起源。全书分上下两篇，十二章，共33万字。 坚持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大有人在，但认识亦各有别。如陈昌远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只有一个中心，他直指《河洛地区──华夏文明的策源地》（史学月刊1），这既是当地文化长期发展结果，也与“居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沈长云则认为禹之所居既非长江下游，亦非河洛地区，而是东夷部落。禹治洪水为信史，洪水发生在黄河下游，治水主要是排积水、挖沟洫，而非导河。治水结果保证了黄河豫东平原经济继续发展，促进了国家的形成（论禹治洪水真象兼论夏史佯究诸问题／学术月刊6）。车广锦从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出发，反对黄河中游是中华文明摇篮的传说观点。他认为海岱地区文化自成系列，北辛文化晚期已有父权制萌芽，刘林文化进入父权制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分处古国时代的低级和高级阶段，海岱地区和黄河中游长江中游、下游、辽河流域基本同时进入文明时代（海岱地区文明起源初探／东南文化4）。 童恩正则对《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5）作了比较研究。童氏指出，在公元前第三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中下游）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方式大致相同，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社会组织均处于“酋邦”阶段。但后来黄河流域出现国家，长江中下游却长期走不出酋邦的圈域。作者从地理环境、农作物品种、与相邻民族的关系、水利工程的需要，基层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形成南北不同发展轨迹的原因。文中包含了不少新颖的思想观点，富于启发性。 此外还有：刘宝才／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的开端／西北大学学报3；何宏波／上古洪水传说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城堡／郑铸大学学报1；张连会／论文明时代和文化起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93.4；侯玉臣／古代中国由氏族社会向国家的过渡／甘肃社会科学6；刘式今／中国上古奴隶制方国探幽／中国文物报1.30；郭伟民／从楚国的兴起看长江流域之早期国家文明模式／东南文化93.6。 农业史 徐旺生发表了《中国农业本土起源新论》（中国农史1）。他认为农业起源的外因是晚更新世冰期的到来，由此导致求生的原始人类贮藏食物以备乏食季节之需，贮藏不但使人度过乏食的冬天，而且诱发了种植行为，参与了驯化。但冰期中期，贮藏只能产生观念农业，后来全新世到来，条件允许，才产生了实体农业。中国是观念农业产生地区，所栽培的粟黍具有本地特性，因而是独立起源中心。它的起源时间较晚是因限制农业产生的冰期太长、全新世来临比较迟所致。徐氏还作了《关于农业起源若干问题的探讨》（农业考古1）。陶利辉《论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农业考古1），以西亚考古材料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材料说明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及其原因。《农业考古》94年1期刊登了（加拿大）布赖恩·海登《驯化的模式》和（美）H·威尔舒森《从民族考古学角度看土壤》的中译文；第3期刊登了（加拿大）陈淳《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和（丹麦）阿克塞尔·斯廷斯伯格《人类──操纵者，重建历史的人类考古学基础（续）》。 关于稻作起源，《农业考古》刊登了一批文章。第1期王象坤《中国普通野生稻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初步探讨》、程侃声《亚洲起源稻的活物考古》、汤圣祥《中国粳稻起源的探讨》，着重从稻种演变探讨稻作起源问题，反映了该课题的最新成果。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披露了距今7000-8000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栽培稻谷遗存的情形。作者指出，中原裴李岗文化稻作文化发生期与长江中游大体同步，黄淮地区史前具备稻作起源条件，整个黄河以南，包括淮河、长江和珠江流域，可能是一个大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在这范围内，只要符合稻作起源条件的地方，都可能独立或在周围部族影响下开始水稻栽培。第3期刊登了7月份在北京举行的《河南贾湖稻作遗存发现学术讨论会纪要》。吴耀利也根据考古新资料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作了新的评估，不过吴氏认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来自长江流域。张居中则有《河南史前水稻栽培刍议》（文物天地3）。对长江下游原始稻作及稻作起源的研究已采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手段与考古相结合。中日学者合作，用电子扫描电镜观察河姆渡出土的碳化稻谷，发现其中有普通野生稻的谷粒，从而推论我国栽培稻起源于东南季风区北缘的长江中下游、太湖沼泽地区（汤圣祥等／河姆渡碳化稻中普通野生稻谷粒的发现）。箫家仪等通过对《江苏张家港东山遗址中水稻植物蛋白石》的分析，认为该地种植水稻已有八千年历史。孙如祥等也有植物蛋白石分析方法作了《草鞋山遗址新石器时代稻作初考》。陈旭钦等则作了4月份在浙江余姚举行的《中国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介绍了许多新成果和新观点。周晓陆《稻作起源的考古学笔记（一）》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中心至少有两个，即澜沧江、红河、珠江上游、泰、缅、云、贵一带和长江中下游、汉水淮河一带。刘志一《关于稻作起源的通信》则力辟多起源中心说之非，力主洞庭湖畔是世界稻作农业最早发祥地，贾湖、罗家角、河姆渡稻作农业均源于洞庭湖地区。申友良对《全新世环境与彭头山文化水稻遗存》关系作了论述。刘刚则对他认为《难以成立的稻作云南起源论》进行了批评。上述诸文，均刊于《农业考古》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