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钱重物轻”试探

——【唐史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平拴,1959年生。历史学硕士,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讲师。已发表《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等论文多篇,参加编写专著数部。

原文出处:
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199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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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唐以后出现的“钱重物轻”现象,与建中初年改行两税法密切相关,不是社会生产发展、产品增加的结果。中唐以后,铸币成本提高,货币材料(铜)升值,引起货币本身价值升高,商品价格下跌。同时,由于货币积藏、销铸货币为器物现象严重,致使大量货币成为贮藏货币或不复存在,加之唐后期货币发行规模大幅度缩减,而货币需求却急剧增加,从而导致货币供需矛盾加剧,通货紧缩局面日趋严重,所以货币价值不断升高,商品价格也就随之日益下跌。“钱重物轻”现象使广大农民深受其害,并加剧了弃农经商之风的盛行。

      关键词 中晚唐 钱重物轻 两税法 货币价值 货币流通 弃农经商

      大约在唐德宗建中初年以后,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即物价急剧下跌,货币不断升值。旧史称之为“钱重物轻”。这次物价波动长达七八十年之久,对唐中后期经济影响甚巨,为此深受唐朝治国者的重视。然而,他们并不明白产生“钱重物轻”现象的根源所在,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对待它,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对此也有不少研究。有的认为,由于经济发展、产品增加,从而使物价便宜,货币升值;①有的认为,由于缺铜、铜币外流、佛寺大量用铜等引起货币升值;②有的认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又由于唐政府“积极整顿币制”,从而引起货币价值升高。所以“出现钱重物轻的现象,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进程的”。③有人则认为,钱重物轻是一种“物价病态下落”,而不是由于生产的上升。④前辈学者的观点各有其独到之处,有的颇具启发意义。然而,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有些论点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此,本文拟从赋税制度、货币价值,货币流通等方面入手,试对“钱重物轻”出现的原因等问题再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1

      为什么会在中唐以后产生“钱重物轻”现象呢?笔者认为,要说明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必须注意德宗建中元年所创立的两税法,它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在许多史籍中,常常可以看到“钱重物轻”与两税法是紧密相连的。例如,史称“建中初,定两税时,货(货物)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旧唐书》卷148)据《资治通鉴》记载:“自定两税以来,钱日重,物日轻。”(《资治通鉴》卷242)《唐会要》亦称:“自建中初定两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唐会要》卷83《租税上》)上述史料充分说明,“钱重物轻”的出现与两税法的实行有着密切联系;建中初年颁行两税法,恰好是出现钱重物轻现象的历史起点。

      众所周知,两税法主要是从户税和地税演变而来的,而户税则是以征收货币为其特征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定两税法时,大大增加了税额中的货币比重。一般情况是,“三分之二交纳见钱,三分之一折纳匹段”。(《旧唐书》卷48《食货志》)而一些地区则甚至“尽纳见钱”。(《全唐文》卷78《加尊号后郊天赦文》)由此可见,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以后,从而使货币税额比唐前期空前增加。税制的这种变化,必然引起市场供求关系的剧烈波动。在交纳两税时,农民为了“计钱输税”不得不大量出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如粮食布帛之类)以取得货币。因此,在实行两税法后,市场上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供给迅猛增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产品等供过于求的局面。很显然,这种供过于求不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产物,而是新的赋税制度的产物。既然市场上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供过于求,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制约,那么就必然引起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价格的迅速下跌,而货币价值则相对升高。胡如雷先生把这种物价下降现象称之为“物价病态下落”⑤,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其实,对这种物价的“病态下落”,唐人已有所觉察。白居易就曾尖锐地指出:“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价日贱,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轻。”(《白氏长庆集》卷30《问进士》)可见唐人也认为,中唐以后的物价日益跌落并不是由于生产发展所造成的。所以,那种认为生产发展、产品增加从而使“物价便宜”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中唐以后的“钱重物轻”现象,其说难以成立。

      同样,“铜币外流”等说法也无法解释钱重物轻出现的真正原因。在中外交往中,唐朝货币往往被唐人或日本、新罗等外国人带到国外。这一点不容置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外流的货币是否很多,以至于引起唐朝的物价波动?纵而观之,在宋代以前,中外经济交流还不够发达,货币外流的数量和规模仍然很有限。货币大规模外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波动大致是宋代以后才有的现象。(参《宋史》卷186《食货志》)。更何况唐代的货币外流与近代的金银外流简直不能相比。而且,当时唐朝周围的国家如日本、新罗等,其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低,实物经济的色彩相当浓厚,并不需要从唐朝大量输入货币。总之,唐后期货币外流的规模十分有限,它不足以引起唐朝物价的剧烈波动。

      显然,佛寺用铜与钱重物轻的出现亦并无多大关系。因为,其一,尽管唐代是佛教的极盛时期,但佛寺用铜还不至于达到严重影响唐代货币发行的程度。其二,唐代的几次崇佛高潮分别在中宗、睿宗、武则天、元和、咸通时期。在每次崇佛高潮中,的确都会消耗不少铜,但在德宗建中年间却并无这样的崇佛高潮。如果说佛寺大量用铜能够使币值升高、物价下跌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大力崇佛的武周年间而没有出现“钱重物轻”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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