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一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自秦朝大一统以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部重商。搞商业官营，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其他重商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概而谓之抑商，仍不可商榷。 （一） 秦始皇作琅琊台，登碣石山，立碑刻辞，有“上农除末”①一语。其言确确，抑商是也。观其具体的政策措置，亦有打击商人的行为。如把商人视为罪犯，充军戍边等等，甚至殃及他们的子孙。《史记》、《汉书》对此都有记载。论者每每据此，谓其抑商。但此所谓抑商，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史记·货殖列传》载： “乌氏保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今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收，不见侵犯。秦皇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马氏倮、巴寡妇用商致富，受到秦始皇的隆厚礼遇，这不能不说是“隆商”，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 秦朝对商人，其实是网开一面的，尤其是对那些盐铁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记述了蜀卓氏、曹邴氏、刀闲、程郑及宛孔氏等以盐铁而成巨富的事迹。卓氏原先是赵国的铁冶富商，后被秦迁往蜀地，至临邛，“即铁山致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则是从山东被秦迁往蜀地的，亦在临邛从事冶铸，“富埒卓氏”。宛孔氏是从梁地被迁往南阳的，后在南阳“大鼓铸，规波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曹邴氏也是“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偏郡国。”还有刀闲，“逐渔商贾之利，……起富数千万。” 毫无疑问，司马迁所记述的这几家，通秦二世，都是巨富，未曾被抑。而秦是甚重盐铁之利的。《汉书·食货志上》：“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样的厚利，秦是如何获得的呢？陈直先生在其《西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中，曾谈及秦与汉初的盐铁，可能“是采用包商制”。这是很正确的。盐铁如由国家实行官营式的专卖，国家或会有高额的利入，而民间则不可能产生什么盐铁巨富。盐铁如放任自流，民间或可有盐铁巨富，而国家的利入将会大大减少，哪里还会有什么“二十倍于古”。只有实行“包卖”，即官商分利，由国家对盐铁先抽以重税，再由商人自行贩运，才会出现“二十倍于古”的高额利入和盐铁巨富这两头并存的局面。众所周知，盐和铁，一个关系到人民生活之必需，一个关系到人民从事生产之必需。重税之盐铁必贵，商人通过税负转嫁，又何愁没有高额利润呢！且其时，国家新造，尚无精力直接从事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岂能不借重商人资本？唯此，在一些重要的流通和生产领域形成官商两利，实为政策之必须，而国家要借重商人资本，亦须对商人资本进行扶持。上述那些以盐铁而成巨富的商人，肯定是得到盐铁生产与销售的垄断权的，他们所得的利润就是垄断利润，“并非人人可以就海煮盐，就山开矿也。”②实际上，凡所谓垄断，必须是针对某些必需品的。高额税收的获得，亦必须以垄断权的特殊给予为原则。对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国家如果不能自为垄断，又想从中取得高额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垄断权给予某些特殊对象，并以重税作为交换条件。当然，保护自己所给出的这种垄断权，也是国家自身利益之所在。于是商人一旦得到这种垄断权，社会地位也甚高。蜀卓氏“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有僭越之罪，却并未被作为罪人来对待；而刀闲“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其实，蜀卓氏当初被迁时，先被迁到一个叫作葭萌的地方，因其嫌那个地方“地狭薄”而求迁于“汶水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并公开指明那地方“民工于市，易贾”。而准许卓氏的这一请求，也说明秦朝有重商的一面。 （二） 无可否认，在中国古代，确也存在过严厉的抑商政策。这种政策，首先是由《商君书》一派的法家所鼓吹并推行的。《史记·商君列传》谓商鞅在第一次变法时曾规定：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末利”者都要“举以为收孥”。这里所谓的“事末利”者，实际上是指那些未经政府许可而弃农经商和从事“技艺”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一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少，以至于“农弛奸胜，则国必削”。③唯此，这种非法从事商贾和技艺的人，与那些不努力从事农业致生计因乏的“怠而贫”者，就应同样制裁。 必须指出的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前365年），商业并不发达，离秦献公“初行为市”（前378年），允许在国都内从事商业活动，不过10余年，根本不存在所谓“农少商多”④的问题。所以，把非法的“事末利”者“举以为收孥”，这件事已做得相当过份。然而商鞅并不就此收手，他还对合法的商业采取“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组必重”⑤的政策，这就更使人感到蹊跷了，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农战”。 “农战”是《商君书》一派法家的根本理论。已有学者指出，所谓农战，农是手段，战是目的，而农之有利于战，远不止于农业生产本身。《商君书·农战》曰：“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壹”是《商君书》一派法家的治民要诀。在他们看来，只有使民皆“归心于农”，才能真正做到“壹”。为什么呢？《商君书·算地》曰： “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之资在于意，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环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所难也”。这段话的根本意思，是说任何人只要他不是靠务农而生活，必定是难治之民。且会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故《商君书·农战》又说：“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反之，民务农则必“重居”，易于控制，所以为上“守战”。此外，“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贫则重赏”，“归必于农，则民朴”，“朴则弱”，农民也就最可“以赏战”，亦可威之以刑罚的。所以，务农本身也就具有使民在国家的刑赏面前俯首贴耳的意义了。当然《商君书》一派的法家并不因此而对农民放心，他们还制定出一套“愚农”政策。《商君书·垦令》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