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初，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根据当时从战略角度进行的划分，这一地区属于全国战略布局的第三线（第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一线与三线之间为第二线），亦称“大三线”。同时，各省又都划分了自己的一、二、三线，其中的第三线称为“小三线”。大、小三线的集中建设，在六七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比重，史称“三线建设”。它曾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其投资之集中、地域之广大、持续时间之长，都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仅有。回顾这一决策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和评价共和国的这段重要历史。 “吃穿用计划”的改变，缘起于对战争危险的过分估计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严重后果和三年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严峻的形势促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 中共中央适时作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逐步付诸实施。从1960年到1962年，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民经济逐步趋于好转。从1963年起，本来应该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但为了巩固调整取得的成果，这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搞三年调整。 当时，应该说，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最基本的需要，是我国经济工作中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考虑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解决人民的吃穿用就成了人们的共识。1963年8月6日，在各部负责同志讨论1964年计划的会议上，薄一波的讲话表达了这种心情：“解决吃穿用，吃的方面是粮食；穿的是纺织品，加上维尼龙和塑料制品（如尼龙袜、塑料鞋和鞋底等）；用的方面是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和暖水壶等日用工业品，而不是电冰箱、电视机。要把基础工业发展起来，进行必要的国防建设。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① 1964年4月，国家计委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规定“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持农业和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在这个设想中，用于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20%，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由原来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改为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们的吃穿用。 这个被简称为“吃穿用计划”的设想，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 按照这个思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按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子发展下去。然而，国际局势的急骤变化，使这一计划被打断了。 中国的周边环境，到了1964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不安。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严重升级。1954年后，美国取代法国进入越南南方，支持吴庭艳集团，发动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1964年8月5日，美国越过战争边缘，悍然越界轰炸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战火迫近到中国的南大门。次日，经毛泽东、周恩来审定的《中国政府声明》严正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决不会坐视不救。” 可以说，是美国又把中国逼到了战争的边缘。这时，中国不但要做越南的战略后方，而且需要准备支援越南作战，还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此外，中国边境的其它地区也不平静。在北部和西部，随着中苏关系由争执发展为战略对峙，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从5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当局继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火所欠债务、甚至策动新疆少数民族叛乱之后，又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中苏两国、两党关系走向破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政府更是大举向中苏边境地区增派军队，由原来的10个师不足20万人逐步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其战略导弹也指向我国的重要设施。中苏边境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在东南沿海，美国一直占据台湾海峡并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袭扰大陆。在西南方向，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地区在发生印军入侵和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之后，双方互存戒备，战争状态并未解除。在东北方向，美国驻兵南朝鲜和日本，对中国和远东和平构成威助。在这种战略包围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不能不对可能的战争有所准备。 出于国防战备的考虑，毛泽东当时正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经验。当时，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毛泽东说，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他认为，由于斯大林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建设，致使在卫国战争初期，惨遭巨大破坏和严重损失。即使如此，这片工业基地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