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的罗威廉教授新著《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是一本对十九世纪汉口商业经济有着极丰富内容和独到见解的权威著作。该书的重要贡献，除细致阐述汉口作为商业中枢对有关地区各种商品集散转输起着综揽大局的作用以外，特别对商业行会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论证与精辟的分析。该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汉口“商业中心”，分章叙述1.十九世纪的汉口，2.汉口的商务，3.盐务贸易，4.茶业贸易，5.汉口的信贷与金融，6.政府与商业。第二部分为“城市社会组织”，分述7.乡籍在一个城市外来客民中的意义，8.行会结构，9.行会职能，10.行会与地方政府。本书的书首有城市研究理论的导言，书末有汉口商业行会形成了政治力量的结语。本文先对该书作一简要介绍。 此书之所以选择清嘉庆元年(1796)至光绪十五年(1889)为前后起迄年限，是因起点年为清朝兴盛的乾隆年代的结束，而接下来的嘉庆道光期间汉口的商业却有着继续前进的势头；至以1889年为止则因这一年改革家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使武汉在兴办工业的形势下发生了变化，而在这中间的93年便是汉口作为商业大城市在原有经济机制下继续运转。其间太平军三次进军汉口但不久即告恢复；1861年汉口对外开埠之后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汉口商业无重大影响。那么，在这93年之中汉口原有机制是否发生变化呢？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商业行会是推进汉口稳步前进的车轮，行会以其旧日的胎体孕育着其有生气的萌芽，在调整原有机能、充实内部力量之中步入了时代的轨道，这就是本书着重于商业行会叙述的特色。 对十九世纪汉口商业城市历史地位的基本估价，在西方学者中存在着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以欧洲中世纪城市居民区发展所形成市民自治的“都市团体”为模式①，认为中国城市并不曾有过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国城市主要是适应行政管理需要的产物，其作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和军队驻地的政治作用一直是首要的；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不是依靠市民在经济政治上奋发进取精神而是依靠行政管理。在这些基本性质上，汉口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派则认为近代商业发展所形成的商品集散中心，推动着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大中小各层次城市之间以及远距离大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流，从而加强着日益频繁的商业组织联系；商业团体为着本社团利益不能不考虑对方的利益，有必要订出本社团共同遵守的法则，建立在确信合理的有秩序的市场基础的质量管理，集体抵制对本行业有损害的外来压力（包括当地政府），并共同担负应分摊的当地社会公共事业的责任。这样，商业团体实际上进到自治政体的境界。这就是社会学者施坚雅（G.W.Skiner）用“中心地方”理论以研究中国城市的基本观点，罗威廉正是宏扬这一派理论体系的杰出者，他以明显实例推重汉口行会组织的先锋作用，驳斥着韦伯之流的无稽滥调。下面为罗著中关于商业行会发展基本内容的简介： （一）从同乡会到同业行会 汉口雄踞江、汉汇口，同时又是数千里长江的水道中枢，因而显得商业地位特别重要。至清朝初期它已是一处有名的商业城市。但是它在行政区划上不过是汉阳县的一个镇。在商业发展中，这个镇以营业放任招致了大量外来客户，在十九世纪这一时期中，外来户约增至占总户口的70-80%，而堪称汉阳本籍在汉口营业的土著户则不过20-30%左右。在来汉经商的客籍户中，由于商业经营的关系复杂以及商业竞争的激烈，他们为了本身利益起见，认为有加强同本籍在汉商户相互关切的必要，因而当康熙中期政局稳定之后，汉口客籍同乡会组织的建立一时相竞成风，以后仍继续发展，汉口成了数以百计的同乡会商业活动的集中舞台。 众所周知，同乡会对流寓他乡的客户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同乡人有着相同的乡音乡俗以及相互可以攀连的远亲近戚或世代友谊的关系，甚至原不相识的人只要是他乡相遇的同籍，便有一见如故的缘份。因此，凡遇到某些困难特别是营业亏损、金钱损失的时候，总会首先想到同乡人的可能帮助，甚至推荐业务上的助手和委托代办某项任务，也都不会不考虑同乡中的可靠朋友。这就是汉口这个商贾云集之地同时也是同乡会荟萃之区的原因。罗威廉指出：“老家观念巩固了商业团体，包括从批发商的公所到船员、船队、码头工人、建筑工人以及仓库职员之类的团体”；“汉口同一地区的人在生意上互相依赖和联系构成了由一定的同乡团体建立起来的地区之间的贸易网，地方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为其特征，甚至商号之间经营的产品互不相干也可以从同乡关系提供信贷的援助。”② 同乡会几乎都把“同乡”定为吸收成员的标准，但各个同乡会所选定的“同乡”往往大小各异。一般以一个县的籍贯为范围，由于会员专业性不同，某一个县在汉口的寄居人可能组成几个行会，例如湖北黄陂人就在汉口组织了几个行业会馆，即是以行业为主而接纳本籍的同乡为会员，若行会所涉及地区更为广阔，则更有包含多种行业的可能，于是以行业为主组成行会有时并不考虑是否同乡而只是以同业为准。行会分成两个系统：同乡和同业。当然最好是既同乡又同业，如以特产为专业经营的行会（如湖北咸宁县的七个茶叶商店全销本县产品），以手工业产品推销为主的行会（如江浙各处各有特色的丝绸业），那样的结合会更显得巩固而持久。 商业行会以商业经营为主旨，行业性质是突出的。然而除了单一组织的结合外，更有多重的组织。多重组织所连结的地区和专业范围愈宽，则所包容的有机体愈复杂，例如山西和陕西人共同联合组成的“山陕会馆”包含23个成员帮，这些帮有的按籍贯建立，有的按共同贸易行业组成，有的则在同乡同行业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山陕行会将众多的行业结合起来，使它们自行调整营业、打开商品流通渠道并解决内部纠纷等等，当然有利于商务的前进，特别是它们同家乡生产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