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封建地租与宗法关系的相互结合，构成了典型的中世纪经济制度。为维护此种经济制度，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要殚精竭虑地实行劝农政策，抑制作为该社会“革命的要素”的商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力图减弱其对封建经济“起着解体的作用”，以阻止其成为“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①然而，小农经济发展的极限是很小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必然会越来越深地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社会入明以降，已是封建社会的末叶与近代社会的前夜，已处于山雨欲来之前的“风满楼”时期。明人私乘、地方俗志备载，一股起自青萍之末、沾染着铜腥的“侈风”，正在日渐威猛地席卷着明代整个社会，引起明人生活方式的嬗变。我们透过明人生活上的变异现象，可以考察到该时期商品经济的脉搏在旺盛地跳动。不少迹象表明，当时确有一个异化力量正在刺激、摇撼着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宗法关系，使统治“法网渐疏”，礼制失控，人心浮动，使某些智识者颇有一种“天崩地解”的危机感。 这是封建社会后期小农经济行将崩溃前的一种征兆。 （一）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为国以足食为本。”朱元璋深知这个道理，故说：“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南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②的确，稳定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③的基础，是建设封建政典制度的物质前提。明继元后，朱元璋即收拾疮痍残局，一方面强化皇权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统治。另一方面他继承传统政策着意强本抑末，倾注全力把黎民百姓驱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轨道，重新构建农耕社会编户齐民的传统秩序。 洪武移民诏曾称，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因而朱元璋采取移民就宽乡措施。明初归田，基本上有这几种：一是由政府出面强令组织迁徙；二是通过地方官给牛具、种子，“诏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定居，及时耕播；三是鼓励垦荒“不限顷亩”，并承认一部分农民已经垦荒耕作的事实，“听为己业”。凡是新附土地者，一律蠲免三年税粮徭役。在这优惠政策下，农民纷纷安居，土地逐年扩大垦植，人口与耕地比重失衡状态获得缓解，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也相对有所缓和。朱元璋也很注意与民休息，对入朝地方官们训谕：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宋免前往开封府就任，朱元璋指示他：“汝往治郡，务民安楫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④ 实行强本抑末的根本目的，是把小农束缚于固定的土地上，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社会稍待安定，朱元璋就开始编户齐民计丁授田举措。一是清丈全国土地，按纳粮区划制鱼鳞图册；二是普查全国户口，先行户帖后建黄册，备载人户籍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室、资产等项；三是编制里甲。这样，政府不但把豪强隐瞒的土地和劳动力挖了出来，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基本上按平均主义原则做到耕者有其田，而且又把分散的个体农民在户籍和土地基础上，以宗族血缘关系为胶凝剂，以乡里组织为纽带，编织成一个能够贯彻落实皇权政令的松散集合体。要求每一集合体能发挥其自给自足自保作用，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一切问题，以确保完成向国家贡纳租税徭役的能力。为保证小农生产的列车在铺就的轨道中稳定地运行，明王朝赐钞备农具，购耕牛、种粮，贷给需要的农夫，使不违农时；从国子监选人才“分诣天下郡县修治水利”。据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共治理塘堰40987处，河首4162处，坡渠堤岸5048处，使少受自然灾害。 朱元璋以身作则，躬耕籍田，皇后亲蚕。其指导思想是：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他说，盛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妇作织，而百夫待衣，欲民无贫人得乎？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立场度衡农工商利弊，他认为“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要求臣民在生活上克勤克俭，保持朴素的“丰衣足食”水平。他将缴获陈友谅的镂金床砸碎，以示倡廉，并令庶民之家不衣锦绣。为体现重农政策，十四年，明政府又公布一个象征性规定，只准农民之家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准穿布。如农家有一人为商贾，亦不准穿绸纱，号召贸易在农隙，养兵于屯田，反复申明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 中国封建社会行将凋敝的小农经济，经过明初的整治，又恢复了生机。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垦田猛增至8507000余顷，有户16052860，计60545812口，征得租税32789800石，致使仓储“蓄积既多，岁久红腐。”建文帝嗣极，亦欲于劝农振贫恢复王道有所举措，苦时短暂，建树不著。靖难兵燹过后，永乐承袭乃父劝农政策，本“爱民以实惠为先”精神，移民屯垦，治理运河、吴淞江，征耕牛、铸农器，恤民饥寒，故农村经济继续有所发展。洪、宣时期，政治已由严急趋向平稳，统治阶级内部相对稳定，政出三杨。当局对前代不恤农事，以徭役妨农作，召乱亡之鉴有所警惕，继续与民休息，实行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所以“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安心农亩无有他志。《宣宗实录》称：福建汀州仓储“可支官军百余年俸粮”，其他府县仓禀蓄积亦丰，“至红腐不可食”。⑤然而，很明显看出农政已今非昔比。永不起科的“皆核入赋额”，农民负担趋向繁重；土地兼并、逃户流民现象亦逐渐形成。于是，宣德间增设浙江钱塘、仁和、海宁、新城、昌化、嘉兴、海盐、崇德诸县县丞，⑥开专官治农之例。从明初不专设农官到置专官管理农事，既说明统治者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的重视，又可见农村中的事情复杂了，农业上不安定因素增加了。以后，增设各府州县劝农佐贰，置屯田水利臬臣，间或特遣重臣巡察，遂为成例。地方官员亦以有专司而弛肩担，唯把勾摄词讼作常务，不以农业政事为意。成化年间，先后设置了河南、山东等处布政司参政各一员，所属各府同知一员，职专提督农民耕耘，增设苏、松、常、镇、湖五府通判，并所属长洲等县县丞各一员，专司劝农，又增设山东、山西布政司参政一员、增设直隶、江西、湖广、湖南、应天诸州县判官主簿为劝农官。⑦嘉靖六年，当局反复通令所属府州县原设治农官处，不许营干别差，专一循行劝课；原无专官处，也要委派佐贰一员带管。⑧二十三年又增设凤阳府通判一员治农，并责令淮安、徐州督农官于各州县乡社，分设农耆等役。这些措施都说明明代农业上的问题日趋严重，范围日益扩大，并越来越病入膏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