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六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虽多有论述，但是，作为商品经济摇篮和最发达地的城市，却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城市大量涌现的原因、表现及城市经济的特征作一肤浅探讨，冀希同仁教正！ 一、南方城市大量兴起的原因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所提到的江南地方经济都会，不过是“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的江陵、“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的陈、“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的吴、“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的合肥、“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的番禺和“亦一都会也”的寿春等六个而己，再加上地处巴蜀的成都，区区七个，就其数量和分布的密集程度远远不及北部中国。这一状况在太史公身后一直到汉末，虽然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江南城市增加的数量并不显著；在全国城市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还有降低的迹象①。由此看来，在六朝以前，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呈现出北强南弱、北多南少的特征。 六朝以前，江南地区城市经济之所以落后于北方，是由江南人口稀少和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导致的。我们知道，形成城市的基本条件之一，必须在一定的区域内，具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聚居。而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数，在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十四个郡国中，除西北的敦煌、张掖、酒泉、朔方、安定外，其余九个郡国全部在南方。人口密度最低的郁林郡，每平方公里仅0.56人，地处荆州的武陵，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52人，这个数字还不及张掖、酒泉、朔方、安定的每平方公里人口数②。如此稀少的人口分布，当然难以形成城市。东汉时期，南方的人口数量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并不快，人口总数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这可通过将两汉书中所载南方各郡国的人口数进行一番比较，便可一目了然。至于说江南地区生产水平不如北方，开发程度较低，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我们从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窳偷生，不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③，以及东汉时期，九真、庐江一带尚不知牛耕④，足可想见！ 六朝以前江南地区城市发展缓慢的状况，从汉末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江南人口大增。江南人口的增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以外，主要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关于这一时期北方人口南迁的情况，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有精辟论述⑤，无容赘言。关于南方人口增加的数量及其规模，我们不妨以广陵郡为例：据《晋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该郡领有淮阴、射阳、舆、海陵、广陵、盐渎、淮浦、江都八县，户八千八百，而到东晋安帝时，衍生出海陵、山阴二郡，而成三郡。这三郡在宋时领县十四，户为一万四千一百八十。在一百多年间，户口数增加了百分之六十有余。以此一地，自可推及整个江南。 其次，北方人口的南下，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江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因而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中商品化的比重也就大大增加了。昔日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区，迅速转变为沈约在《宋书》卷54“史臣曰”中所述情况： “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兆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城市兴起的因素，这主要是随着地方行政组织机构大量设立而出现的以政治为依托的城市，以及因交通路线开辟而形成的商业性城市。 早在战国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的出现和政治中心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数量由春秋时以单一的国都而发展为郡、县都筑有城，城中有市，即如《战国策·秦策一》说赵国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而《史记·赵世家》云上党有城市之邑七十。城市的设置已成为县级地方行政单位所普遍具有的。《汉书·高帝纪》载：大一统的汉帝国的出现，当地方行政机构重新组合之后，汉高祖刘邦即“令天下县邑城。”让新设立的县，沿袭战国以来旧制，均建立城市。战国秦汉以来在城市制度上的这一规律，是建立于地区政治中心往往定位于经济较为发展的中心区域基础上的，也是集权政治需要的反映，因而，在六朝时期具有继承性。这样，由于北方人口南下在江南所产生的侨州、郡、县的设立和因江南全面开发所新增的郡县，使江南新出现了一大批根植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城市。 六朝时期侨州、郡、县的设置，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等的不完全统计，全设侨州八、侨郡一百、侨县二百二十四。这些侨州、郡、县设立的情况尽管复杂，有一县侨置于二地者，有的有实土，有的徒有虚名，有的派出了太守、县令，有的为“寄治”，但是，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实土和实际管理机构的。 新增的郡、县则更多。仅从郡而言，《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江南的郡国约三十个，而《晋书·地理志上》在总述全国郡国一百七十三之后，云：“仍吴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汉旧九十三，置二十三。”以此言之，仅吴、蜀之世就新增了三十六郡，比东汉江南的郡国数增加了一倍多。东晋以降，析增、新置郡县屡见不鲜，如《南齐书·州郡下·荆州前序》云：“桓温平蜀，治江陵。从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径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蛮、蜑，田土肥美，立为汶阳郡，以处流民。”此郡在东晋时领有的汶阳、僮阳、沮阳、高安四县，均为新置县。尽管由于六朝后朝、郡县省并频繁，我们一时难以统计出新增郡县的确切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六朝时期江南的州、郡、县级行政机构是在大量的增加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