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川一司为代表的日本理论经济学者认为，日本近代经济成长的初期条件即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换言之，德川时代尤其是后期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大川一司在《日本经济分析：成长与结构》中指出，“日本资本主义化的初期条件看来似乎处于初期停滞状态”，所谓“初期停滞”是指实质工资接近于生存水平的最低限度，使用的技术停留在机械化可能的最低水平，超过必要最低实质工资的生产物剩余被全部消费，没有投资可言。不过在这一类研究中，德川经济停滞、生产力“亚洲低水平”云云均以假说为前提，没有进一步提出关于德川时代经济发展模型。 唯一的尝试是理查德·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井”(Low-Level Equibibrium Trap)模型，应用于德川时代的经济发展。纳尔逊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他于195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不发达经济中的低水平均衡陷井”论文，稍后于1960年在《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上发表了另一篇题名为“增长模型和摆脱低水平均衡陷井：日本的范例”的论文。纳尔逊在这两篇论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德川时代最初一个世纪是比较繁荣的时代，经历了战国时代的战乱和农业欠收，迎来了和平和丰收。然而到17世纪末未垦地已几乎消失，在灌溉和肥料方面也没有大的投资，新田开发困难。与此同时，农民每人所得也渐渐降到生存水平以下，终于在1725年前后日本人口成长停止。农民为了缩小家族规模，人为限制人口成长，此外饥饿、疾病也是人口停滞的重要原因。技术水平低、储蓄倾向小，完全陷入“低水平均衡陷井”，在150年间资本、所得、人口均几乎没有增加。直到1867年障碍才打破，明治时期总所得和人均所得开始急速增长，人口也开始加速增长，日本挣脱了“低水平均衡陷井”。 日本社会经济史界关于德川社会经济的传统看法大体上沿用两个重要的分析前提：一是“分配问题”（即谁得到多少，谁牺牲多少）比“成长问题”（即总产量是否增大，怎样增大）重要得多。另一个前提往往是隐含的，但贯穿始终，即商业交易如使一方受益，则必定使另一方受损。大多数日本社会经济史学者摆脱不了商业交易“零和”见解的定式。从上述两个前提出发，关于德川经济传统的看法认为：(1)虽然经济在17世纪成长，但在德川时代最后一个半世纪由幕藩体制赖以存在的“本百姓”体制的基础削弱而使经济陷于停滞。部分学者认为商业在德川时代最后几十年有迅速发展，但这种见解在评价整个德川时代后半期经济绩效时受到冷遇。(2)占人口80%的农民是在统治阶级和豪农的剥削下生存的。农民的生活水准在18和19世纪由于商业化和税负繁重而趋于恶化。(3)武士阶级因商业发展而饱受财政支绌之苦。(4)豪农作为地主、金融业者、商人能最有效地剥削农民，他们以牺牲城市商人和农民的利益来增殖财富。17世纪以后的德川经济在持传统观点的学者看来，本质上是黯淡的。绝大多数人民在苛重的税负、商业化、凶作绝收和豪农盘剥下苦苦挣扎。总之在野村兼太郎的《日本经济史》、完玉幸多的《近世农民生活史》以及其他作者的论著中“停滞”成了最常见的用语。 然而上述解释留下了许多问题： 如何看待甚至在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一些文献中都保留的关于农民生活水准上升的证据？对这些证据能置诸不论么？ 饱馑是否严重到象许多日本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它已产生了对经济和人口具有毁灭性后果的程度？ 如果采取“初期停滞”假说，似乎近代经济成长是在明治维新时突然开始起步，德川时期的经济发展与明治以后的经济发展被完全割裂开来。然而一个社会要开始近代经济成长必不可少的是已经准备了使经济成长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那么日本支持近代经济成长的初期条件是什么呢？ 针对上述问题，日本学者速水融和日裔美籍学者山村高山分别提出不同于纳尔逊的理论结构或模式，就德川经济作出不同于传统社会经济史学者的解释。 速水融在“日本经济史上从中世到近世的转换”（载《社会经济史学》37卷1号，1971年）和《日本经济社会的展开》中提出了他的经济社会论。他认为要进行工业化或近代化，必须形成推进工业化或近代化的“主体”和容纳近代化并使之得以进行的“条件”。其结论如下：“经济社会”首先形成于畿内，17世纪后期推广至全国。因此德川时代正处于“经济社会”形成期。经济在这个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近世初期新领主制的实施通过兵农分离、城下町建设、参观交代制，强制性地造就了消费人口集团，给全国农村带来了需求冲击，形成了财物、劳务、货币在领主、商人和农民之间循环的经济，从而给所有阶层以经济行动的刺激。这一影响如实反映在德川时代人口、耕地和生产量这三个基本经济变量上，即在德川时代三百年间人口增加了三倍以上，耕地增加了约二倍，生产量增加了四倍以上。仅以上三个变量增大倾向便足以显示这个时代经济变化的激烈。变量的相互比率的变化也引人注目。增加率高低顺序为生产量、人口耕地面积。这意味单位土地生产量增大，每人生产量缓慢增长，而每人的耕地则减少，农民每人生产量增大，从分配方面看，显示农民生活水平有上升的可能。但这并不一定意味作为近代经济成长属性的单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是说德川时代土地生产率提高本身是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大的结果，而土地劳动比率低下，结果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近世农业不是朝资本存货（如家畜）增加的技术发展方向而是朝劳动密集型技术展开的方向发展。适合这种技术发展的农业经营不是依赖隶属劳动力的经营或“富农”型经营。这种集约农业即家族经营方式的确立结果导致结婚率、出生率上升，伴随生活水平上升，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人口发生爆发性增大。在人口增长同时，人口移动也十分活跃，这与都市雇用增大有关。
